毕竟是大家——谈“大家小书”的魅力

21世纪伊始,北京出版社以一种平常心推出了一组读物——“大家小书”,凡4辑40种,赢得了学术界和读书界的不平常的欢迎和好评.事隔七八年,2011年,该社再次推出“大家小书”这个品牌,出版了一批新的选题,并重印了一部分选题.出版者仍是以平常心的口吻在封面上明确表明“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这句话,似乎一下子拉近了前一个“大家”(作者)和后一个“大家”(读者)的距离,使人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出版者在每本书的封底还道出了出版“大家小书”的旨趣所在,即“阅读大家经典,感受大家风范,普及大家知识,传承大家文化”.     

朱熹《孟子》考据学平议

朱熹的孟学成就不仅局限于义理方面,其在考据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朱熹对《孟子》一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所考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文本、人物史事、典章制度等诸多方面。在长期的探索与思考过程中,朱熹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考证方法,主要有择优选取法、义理训诂和诠释结合法、比较验证法、专题式的考证法、阙如法、参验互证法等。这些方法彰显出朱熹的《孟子》考据学具有“广征博引,集众家之长”和“经世致用,注重现实”的特色,对明清时期《孟子》考据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朱熹的“考《孟》之学”也存在重复考证、据己意断是非、考证不够全面深入等不足。     

论戴震考据学的理性品格及其理论局限

戴震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特别是惠栋倡导的由名物、度数以通经义的汉学主张,大力推阐汉学的治学宗旨.戴震不仅继承了汉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超越了汉学,从而使其考据学表现出鲜明的理性特征.戴震考据学既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也因为时代的局限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俞正燮考据学研究述评

迄今为止,对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考据学成就进行研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方面,都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加强对俞正燮考据学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重大学术价值。     

汉代与清代经学研究特点之比较

汉学与清学两者同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在学术研究特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毕竞事过境迁,又存在许多各自的特点。学者常把它们与宋学相对称。     

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近年来，曾经是“显学”的历史学被迫从意识形态的第一线退居到第二线，甚至第三线，这不能不使历史学界在心态上失去平衡，他们不断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就是这种探索的表现和结果．归纳起来，史学界先后经历以下几次大的思潮：     

论焦循《孟子正义》之缺失

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疏证赵注《孟子》,既求真务实,又广博精审,乃＂新疏家模范作品＂。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仍有门户之见、曲护赵注、繁琐重复、错疏误注之缺失。     

论王应麟的考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南宋学者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考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困学纪闻》是王应麟晚年碎金所成。该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其考据学成就。     

戴震治诗中的考据方法与乾嘉考据学

考据学为清代学者戴震的学术重心,戴震考据学成就的光彩熠熠,蒙惠于考据方法的科学性.戴震治诗时主要采用的以经考字与以字考经、以及小学求证和归纳法与演绎法等考据方法,在清代乾嘉考据学中具有普遍性.当时诸多学者都以这些科学方法作为解籍津筏使得乾嘉考据学在中国学术画卷上留下浓重一笔.     

论顾炎武《诗经》考据学的特点

清以前,《诗经》考据学者主要涉足文字音韵、历史地理、名物典制等方面,虽有如王应麟、杨慎、陈第等大学者参与,考证范围毕竟有限,成就也不突出。顾炎武广学博闻,提倡以音韵、金石材料探究《诗经》的原始意义,从而为通经致用服务,且触及典礼制度、天文舆地、名物礼俗等方面,拓展了《诗经》学的治学范围。由于顾炎武本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考释《诗经》,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奠定了清代《诗经》考据研究的学术宗旨和学术规范,在从理学向考据学转换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