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的时政罹难:1966—1976年

回顾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而在1966—1976年间,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被迫中辍,文人学者们也在此期间留有难以磨灭的外国文艺图书的禁锢回忆。     

语言思维与翻译——晚清至民初西方小说的译介

晚清至民初知识界无论是出于当时政治现实需要抑或无意识之因,对西洋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误读,于汉语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晚清知识分子为强调小说对“群治”的重要作用,鼓吹小说乃“国民之魂”,对于其地位作用的误读,引发了小说译介创作的空前繁荣.从晚清强调小说译介以实现文化重塑到民初反对政治功利转而重视消遣怡情的小说观,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白话化”.而语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变化同样反应在小说的翻译及创适中,对于语言通俗之追求促成民初通俗文学热.     

湘籍作家丁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湘籍女作家丁玲是我国新时期为数不多的在海内外都享有广泛盛誉的女作家,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从20世纪30年代持续至今并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收集、整理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梳理英语世界近百年对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以西方世界对丁玲研究为观照,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的“莫里哀热”及其文化动因

20世纪初莫里哀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引发了戏剧理论界和舞台实践的莫里哀热。文章分析总结了民国时期的莫里哀生平与创作研究、翻译与舞台实践,并着重对莫里哀热背后的文化动因进行了深层次解读,指出其作品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戏剧改良和话剧抗敌等运动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传播的莫里哀剧作,也用讽刺的笑和忧愤的恨见证了中国话剧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曲折道路。     

英语报刊新词语的构成及译介

本文主要归纳了英语报刊中新词语的构词特点,指出新词语是导致新闻误解、误译的主要原因之一,并结合《当代英汉美英报刊词典》对新词语译介特色的分析,探讨新闻新词语的翻译方法。     

从“剧贼”“、侠盗”到“义侠”-亚森罗苹在中国的接受

作为勒白朗笔下的经典形象,亚森罗苹是以福尔摩斯的对手-“盗贼”-的身份出场,一诞生便引起轰动。但文化差异使得中国对亚森罗苹的译介及接受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其间,印刷资本的商业运作对亚森罗苹在中国的接受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大东书局通过广告、文本阐释以及译介中的“归化”策略等一系列方式,使其从最初的“剧贼”、“侠盗”再转换为“义侠”,成功“归化”。在得到读者认可的同时,中国的“亚森罗苹”-鲁平-随之诞生。     

从意识形态影响翻译角度看穆旦译介选择

各种意识形态都会对译介选择产生影响.本文以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穆旦的翻译选材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对穆旦译介选择的影响.     

学术视角下的译介实践--评冯雪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

以往学界对冯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更多的是从政治学层面加以肯定或否定。事实上,冯氏的译介工作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学意义,但其学术意义是主要的。肯定者（左翼文坛以及后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称赞他此举是如何做了“偷运军火给奴隶”的伟大工作．如何自觉为普罗文学运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贡献,这显然是一种事后“追封”行为。否定者（右翼文坛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判定他是“穿制服”的文艺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幌子“横暴”左翼文坛。各方似乎都过分强化与渲染冯氏译介工作的政治意义,而有意遮蔽此举所蕴涵的学术意义。文章力图拂去意识形态的迷雾,凸显其学术意义。     

三部日译《女子教育(论)》在晚清中国

清末民初,中国翻译了多部女子教育理论著作。我们选取晚清最后十年里三部译自日本的《女子教育(论)》加以分析,从侧面展示了教育界对国外理论的选择与吸收,并逐步建立自己的女子教育体系的过程。在三位翻译者中,单士厘的女性身份,则具有鲜明的先锋色彩和象征意义。     

古文译介之“义法”再现——谢译《左忠毅公逸事》之得失论

方苞的散文名作《左忠毅公逸事》,是其"义法"说的典范之作,因此,对原文"义法"的梳理与掌握,是翻译《左忠毅公逸事》的必要环节。谢百魁对《左忠毅公逸事》的英译,紧扣原文讲究"义法"的特色,用词简洁准确、句章连贯、内容前后相应,但同时因囿于对原文"义法"的再现,谢译存在着些许的疏漏与遗憾,这些对于我国古文译介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