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

科举制度确立于古代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由中央集权走向君主集权的隋唐时代。在君主集权政治之下，君主能否有效地控制官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科举制度的出现，除了提高官员的职业素质之外，更重要的是满足专制君主控制官员的选拔并由此控制国家权力的要求。     

从石刻文献看隋唐关中羌人分布

羌人内迁关中,南北朝时已分布很广.至隋唐,关中地区仍有许多羌村,居住着大量羌人.利用碑铭,结合传世文献,概括隋唐羌人在关中的分布,并探讨关中羌汉融合的原因.     

两汉镜铭的广告意识

汉代铜镜因其产生的年代,承继了由强秦开创的中国大一统封建制度,加之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因此与战国镜和隋唐镜共同形成了铜镜发展的三个高峰。汉镜承上启下,存世数量颇丰,文化精品亦多,历来是收藏和研究的重点。     

从朝集使到进奏院

朝集使制度上承秦汉以来之上计制度，是隋唐地方与中央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它有两大主要职责，一为参与对所部官员的考课，二为参加象征万邦来朝的朝廷礼典，所以对唐中央来说具备事务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意义。安史之乱爆发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朝集使制度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其参与考课的任务已被其他制度替代，而其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则被即位之初雄心勃勃的唐德宗加以利用，建中元年朝集使制度恢复，其目的在于重塑朝廷威望。但是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使朝集使制度无法顺利延续，终于在贞元三年最后终止。而出现于代宗时期的各道进奏院由于更契合时局而取代了朝集使制度，成为唐中后期地方与中央联系的重要渠道。在朝集使和进奏院制度上可以反映出唐代中央集权制的兴衰。     

90年代隋唐五代数学史的新进展

论述了中（包括台湾省）、日两国学者９０年代对隋唐五代数学史研究的新成就。共五个方面：内插法研究；王孝通《缉古算经》研究；李淳风《周髀》、《九章》注研究；经济工作中的教学思想研究；其它方面的研究。     

试析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地主阶级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地主阶级分为士族和庶族两个阶层,士族包含门阀地主和寺院地主,庶族包含豪族地主和富商地主,通过对这几个地主阶层的分析可以得知: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不断加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商品经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广韵》切语下宇错乱续考

以前代文献中的反切相较,对<广韵>一书中的错乱反切下字加以辩正,从中窥见唐宋时期咸、凡两韵的音近关系,看到<广韵>博采隋唐韵书和字书成分.     

五方隋唐乌兰墓志考释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省靖远县双龙乡北城村北城滩古墓群先后出土了五方隋唐墓志,都记载了乌兰城和乌兰县,为研究中古时期的乌兰建制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这五方墓志中,有两方是块砖,现藏于靖远县博物馆;有两方原石已佚,但《定西文物概况》中抄录了部分文字;有一方藏于私人之手,经过笔者辗转寻访,有幸得睹墓志照片。本文将这五方北城滩出土的隋唐乌兰墓志汇总起来进行考释,尽可能准确地抄录墓志文字,并且考察了乌兰城、乌兰县的建制演变,乌兰县治的地理位置,以及敦煌氾氏东徙乌兰等相关问题,希望能够推动丝路北道与靖远地方史的研究。     

突厥册封中原“可汗”考

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时期,反用中原王朝"以夷制夷"之策,对中原王朝推行"以汉制汉"之策,先后在隋唐交替之际和武则天废唐立周期间先后多次册封中原"可汗",如隋唐之交刘武周被东突厥始毕可汗册封为"定杨可汗",梁师都被册封为"大度毗伽可汗",武周时期阎知微被后突厥可汗默啜册封为"南面可汗"。"以汉制汉"策略的推行,表明突厥统治者已精通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之术,通过适合自己的策略操控中原王朝,从中谋求利益最大化。     

《诗品》研究不应轻视隋唐时代的文献价值--以《梁书·钟嵘传》所录《诗品序》为中心

刘善经<四声指归>、<梁书·钟嵘传>、<南史>、<钟嵘传>和<丘迟传>所录钟嵘<诗品>资料与宋元以后刊行的<诗品>相比,有其无可比拟的文献价值,尤其是<梁书·钟嵘传>所录为完整的一篇<诗品序>,研究价值尤高.然而在实际的<诗品>研究中,往往存在用后来版本的文字判定隋、唐初人所录为讹误的颠倒是非的情况.这应引起人们对隋、唐初人所录<诗品>资料的足够重视,希望能够在更加接近<诗品>原来文献面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这一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名著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