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诗”：一种艺术美的极致追求

“纯诗”是象征主义的诗学命题,它的艺术目标是创造一个不被任何现实因素干扰的纯粹的诗意世界。为了这个目标。象征主义诗人通过研究词语关系和诗的非语言形式,对艺术的可能性进行元思考。他们将音乐性视为诗的本体构成,力图建立声音象征体系。他们深信“灵”与“物”是相通的,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最能表达“纯诗”所要揭示的艺术表象与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纯诗”的艺术目标,实际上体现为一种对艺术美的极致追求。     

论王蒙小说《春之声》的音乐性与诗性

王蒙的小说<春之声>发表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因其意识流小说的笔法被认为是标新立异之作.阅读<春之声>可以深深感受到融贯其中的音乐性和诗性,然而其音乐内涵、诗性特质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不同.解读<春之声>的音乐性与诗性,对我们探讨文学作品的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笑

林徽因（1903-1955），又名林徽音，福建闽侯人。上世纪30年代曾从事新诗、小说创作，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其诗作风格委婉细致，讲究韵律，富有音乐性。这里所选的诗歌《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诗人的创作特色。     

诗歌音乐性浅析

音乐性是诗歌语言的一种审美特性.诗歌同音乐可谓最亲近的姊妹艺术,诗的可诵性、可歌性,都要求具有音乐性[1].本人在和许多诗人交流时,当谈到诗歌的音乐性时,诗人们往往不能从组成音乐的最本质、最内在的节奏、音调、和声、织体等方面去把握,而是泛泛地作一些具有文学性的描述,使对音乐缺乏深入了解的诗人们感到迷茫、费解.因而,本文想着重从诗歌音乐性的内部特征时间(节奏)和声音(音调)以及谐和(和声)等方面对诗歌的内在和外在的歌唱性加以比较、分析,以期专家们的指正和引起诗人们的关注.     

音乐性与戏剧性的完美结合－舒伯特的利德歌曲《魔王》

利德歌曲是舒伯特创作的重要领域。作曲家从旋律、调性以及钢琴伴奏等方面阐述了他是怎样运用音乐语言来突出歌曲的戏剧性，同时又保留了歌曲的音乐性。     

从音乐性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理论批评

继闻一多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提出诗歌的“三美”之后,诗歌的音乐性受到许多诗人学者的关注。3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动,诗歌理论与批评也众口不一。左翼现实主义诗论,现代派象征主义诗论和新月派等自由知识分子的诗论在诗歌的音乐性上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

卞之琳是在格律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本文试图从卞之琳历年关于新诗格律的论述中总结出其新诗格律理论的主要观点,并把它放在新诗格律理论探索的历史上给予评价。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既继承了闻一多、孙大雨新诗格律方案中以音尺（闻一多称“音尺”,卞之琳称“顿”,孙大雨称“音组”）为新诗节奏单元的核心意见,同时又扬弃了闻一多格律方案中的机械论因素和孙大雨的本质主义倾向,使这一方案更加符合现代汉语声韵和节奏的内在规律。卞之琳先生对新诗格律理论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区分了汉语诗歌的哼唱型节奏和说话型节奏,并首次阐明了这一区分的语言学依据。卞之琳认为,我国古典诗歌的节奏主要是哼唱型的,新诗则主要是说话型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从理论上分别了新诗和古典诗歌两种不同的节奏模式,同时肯定了说话型节奏作为自由诗和格律新诗共同的音乐（节奏）性质,为形成统一的新诗音乐性理论提供了可能。     

论戴望舒对中国新诗文体的贡献

中国新诗文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诗史上开一代诗风的戴望舒,以其对音乐性的追求与反叛、对象征主义的融汇及无韵自由体诗的开创对中国新诗文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衬语试探(二)

衬语按其音乐性可以分为念白衬语、节奏衬语、旋律衬语,按其词性可以分为实义衬语、虚声衬语。衬语的主要作用是调节音律,使歌词与音乐能很好地配合。由于衬语的运用,大量口语、俗语包括叠词,进入歌唱。衬语是造成词、曲中“别体”、“变格”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诗体发展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     

由绘画为主趋于音乐为主的综合表现——谈现代诗歌的情绪流动

中国传统诗歌讲究“诗言志”、“诗如画”、“诗情画意”,既强调抒情性,又注重形象性,曾经创造出格律诗这种融音乐和绘画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五四以来的新诗,力图打破格律诗在形式和音乐上的限制,尝试创造一种既能表现更丰富的情绪,又能将这种情绪与音乐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表现方式,现代诗人们继承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美德,又借助西方现代派的种种表现方法,终于完成了诗歌音乐性由形式到内容的转变,创造了一种新的韵律——情绪上的抑扬顿挫,也即情绪的流动通过合适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新诗王国真善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