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权威的合法性探析

教师权威是教师所拥有的一种合法性权利,其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国家、俗民社会以及学生的认可。国家通过法律法规以及公共舆论表达其意志,形成教师的制度权威;俗民社会经由文化传达“尊师”思想,使教师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权威;学生的向师心理以及对知识的推崇,使教师的个人权威得以形成。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衰落与重建

在当代政治学中,明显存在着合法性的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二元化张力.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终极价值之维进行了"祛魅",并导致了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衰落.但是,由于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极端"工具性"偏向,它又使得经过经验主义改造之后的合法性理论被纳入到了"政治话语操控体系",并成为一种"知识奴役"工具.反思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寻求新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已经成为现代性反思与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基础研究与国家科技创新的关系研究——兼论当前我国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危机

将大学作为实施"高深研究"最适宜之所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得益于大学固有的理性传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组织功能及其庇护学术共同体自由探索的组织特性。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奠定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合法性基础,也提供了国家发展所依赖的前沿知识、创新人才和理性文化。当前大学对绩效文化的过于强调,损害了基础研究所需的文化制度环境和理性传统。应强调政府在政策支撑、财政资助及文化引领等方面承担其主要责任。     

国有企业员工身份多元化与情感承诺关系研究

利用326份问卷调查的数据对国有企业员工身份多元化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探索了工资合法性和雇佣形式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显示,国有企业员工身份多元化的程度能够显著地降低员工的情感承诺,而工资的合法性能够正向调节上述消极关系:工资合法性越强,国有企业员工身份多元化对情感承诺的消极影响就越弱。但是,雇佣形式能够负向调节上述消极关系:正式身份员工的身份多元化程度对情感承诺的消极影响,要显著地高于非正式身份员工的身份多元化程度对情感承诺的消极影响。     

我国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政策的价值分析

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政策制定中,必然伴随着多个主体的不同价值问题。作为政策的制定主体,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政策中会有一定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如果得到政策执行主体（地方政府和基层学校）和目标群体（广大的一线教职员工）的认同,则其政策的合法性就高,政策实施的效果就好。其次,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间的价值冲突问题,如何平衡好这些价值冲突,也是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     

政治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维范式

政治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思维范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政治哲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这一问题的思维范式是不同的。在自然经济社会中,其思维范式是：只要是合适的,就是正当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则是：只有是合理的,才是正当的。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当代社会中,“只有且仅有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公共事务的本质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一充要条件的判断开始进入到理论的视界之中。此时,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成为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     

商业模式创新、员工吸收能力和创新合法性—跨层次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48家制造企业的402份有效样本数据,采用跨层次分析中的阶层线性模型(HLM),探讨了商业模式创新、员工吸收能力和创新合法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员工吸收能力中的辨识与共享构面、个人投入构面对商业模式创意与商业模式应用的影响皆达到显著性水平,理解与整合构面对商业模式应用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2)实用合法性对商业模式创意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认知合法性对商业模式应用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3)实用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在个人投入与商业模式创意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分别达到显著性水平。     

论法律原则的选择适用

相比较法律规则的选择适用,法律原则的选择适用具有特定内涵。法律原则选择适用不但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因为法律原则的＂冲突存在＂而获得其自身的必然性。在对法律原则进行选择适用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法律解释＂问题。     

立法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立法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立法的合法性是指立法所具有的正当性、道德性和合宪合法律性的品质特性。把立法的合法性简单理解为合宪性或合法律性是不恰当的。立法的合法性应涵盖立法的正当性、道德性、合宪合法律性、实际效用性等多个特性;立法的合法性应包括立法机关的合法性,立法程序的合法性,立法内容、立法结果的合法性三大方面。     

国际体育解纷机制的复级化及其正当性——基于CAS仲裁体制之研析

体育争议因其时效特性尤其强调争议解决机制应具有高效品质。以CAS为典型的体育解纷体制却以复级化为普遍态势,它位于各体育组织之外构成其内部解纷机制的二级延伸,这对体育解纷机制的高效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对解纷效率有所贬损。效率的局部丧失辩证地为体育争议的复级解纷机制带来了积极补偿。以CAS为顶点的复级伞形解纷机制有利于公正、中立地化解体育争议,并通过CAS发挥裁决优化和规范统一的功能。我国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的复级化重构或者以CAS为复级管辖机构,或者以中国专业体育仲裁机构为复级管辖机构,后者更符合中国体育发展的独特规律。尽快建立《体育法》上专业体育仲裁机构成为该方案的前提与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