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与依法执政

执政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是执政者“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得以维系的条件。面临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原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必须依法规范执政党的行为,建构依法执政的制度基础。     

仪式的合法性与神话的解构和重构

对现代神话学史上有影响的神话-仪典学派进行了反思和检讨。通过探讨民间庙会在近20年来复兴的过程中,为谋求更充分的合法性而对神话或者神话要素进行的解构和重构,认为神话与仪式的联系并非机械不变,实际上双方都处在不断变迁和重建的过程中,所以其关系应当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中予以考察;神话的解构和重构是各地庙会谋求合法性的策略之一,其方式多种多样;“民间”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追求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主要只是民间精英与官方政策之间的对话、协商与较量。     

前现代社会的宗教与社会分层--韦伯宗教社会学理论分析

本文通过阐释分析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方面的有关理论，探讨了在前现代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的关系，分析了不同阶层的人们是如何出于不同的心理、情感和利益的需要去信奉不同的宗教，而他们所各自信奉的宗教又是如何对他们的现实生活起到塑造作用。     

合法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

分析合法性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可供当前会计法规政策研究参考,且对预防、治理合法性会计信息失真也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思考——兼论“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

对"人道主义干涉"从正当性和合法性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既不具有正当性,也找不到能证明其合法性的法律依据,而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不安定因素,并不能真正实现保护人权的目的。     

政治合法性视野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现有研究的评价及思考

以政治合法性理论为理论工具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以解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既是从执政绩效角度对党的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认识，又体现了对于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先进性建设的自觉认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角度对党的政治合法性提出的自觉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应成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础工作；“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拓展了“人民”所涵盖的范围，奠定了党的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     

论邓小平理论合法性的政治学语义

邓小平理论的合法性指邓小平理论为中国人民自觉认同，内化为中国人民的信仰、理想。其合法性源自于邓小平理论价值取向的正确性；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决定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社会心理的一致性；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和中国共产党对邓小平理论社会化的推动，是邓小平理论合法性的法理基础；邓小平理论的合法性还来自邓小平人格的超凡魅力和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地位。     

论行政处罚的合法性

行政处罚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行政处罚的作出必须具备合法性。这对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以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Rescaling expertise in EU policy-making: Europe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eliance on symbolic,political and network capital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hink tanks (TTs) from Brussels, London, Paris and Ljubljana use to exert influence on European Union (EU) policy-making. The paper argues that European TTs mobilise symbolic, political and network forms of capital built at the European level to enhance their legitimacy, credibility and visibility in the Brussels policy-making scene.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Ts convert these forms of capital using the examples of the symbolic value of the ‘TT’ label, the role of expert providers, the strategic ‘presence’ in Brussels, and their membership in TT networks, and states the particular importance of symbolic and network capital in the EU policy context,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legitimacy of the EU policy-making itself.     

村医行为、农合制度与中国经验

集体经济时期,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核心,他们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保障所在村农民的基本健康,他们归属感强烈,这一社会事实表达了村医个体与组织集体之间的一致性;集体经济解体后,村医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他们利用"结构洞"优势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其行动逻辑与国家市场改革导向一致;新农合实施后,除定点卫生室以外的农村绝大部分村医的医疗服务被排斥在制度设计范围之外,村医的功能被重新定位,他们被要求只提供卫生服务。不同时期的农合制度改变村医行为的事实丰富了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