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答“经学”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质疑与对策

关于经学是不是哲学,或者说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哲学界争讼不休的问题之一。熊十力对"经学"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给出了自己的合理解释,得出了"经学就是哲学"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虽有把"经学泛哲学化"、"经学泛道德化"的嫌疑,但奠定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地位,显示了熊十力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生态文明视域中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问题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存续的关键话题。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生态文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从反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惟一适合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以及我国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从正面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论公共政策合法化

在民主宪政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有赖于合法化的过程。公共政策合法化可以分为两种路径,或者称之为两种形式,即形式的合法化与实质的合法化。形式合法化是程序性的,实质合法化是理念认同性的。合法化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政策传统深远的国家里更是如此。探讨政策合法性的路径及公民参与对于政策合法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网络民主视域下的公共政策合法性探析

从当前网络民主在中国发展的现状分析入手,论述了当前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三大表现形式及其原因,揭示出网络民主对公共政策合法性提升的三大作用。     

论教育政策的正当性

正当性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概念,它是衡量教育政策活动的首要价值基础和道德标准。教育政策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个在何种意义上教育政策是好的或有道德的教育政策问题。好的教育政策首先应当是正当的或善的,优先于效率的。教育政策之正当性的实现,需要从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利益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张力等三个主要方面进行。     

政治参与对政治合法性危机克服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公民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以及具体的感受对现存的政治体系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获得。而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对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论网络公共领域与公共政策合法性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以及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执行。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要有效消解公共政策的主体合法性危机、程序合法性危机、价值合法性危机,则必须重视以公众参与为主体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有效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代表公共利益的价值得以实现,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主体、程序及价值合法性。     

重塑合法性之维——论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民主的内在理路

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背景之下,宗教一元价值观的崩溃留下了价值的真空,产生了价值多元乃至价值虚无主义。在政治领域,这导致了合法性危机。然而,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事件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西方人完成了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成为整合社会的弥合剂。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哈贝马斯试图通过程序主义民主来整合价值之间的冲突,进而解决合法性危机,他的理论对当下中国问题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人肉搜索入罪宜缓行

人肉搜索词义的含混性与刑法明确性之间的紧张、人肉搜索行为法益侵害的阙如、人肉搜索行为犯罪化在犯罪论上的失据以及人肉搜索行为犯罪化在可操作性层面的失败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人肉搜索行为入罪宜缓行。     

重构法律正当性的理性基础——从康德实践理性到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转向的法哲学意义

对现代西方人而言,如何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背景下论证社会秩序及法律的正当性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得以张扬,现代西方人从上帝之天国回落到生活世界并运用理性来论证自己生活及法律的正当性,但理性自身有其发展之逻辑,从康德实践理性到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发展意味着理性的重大转向.在法哲学的层面上,理性的这个转向重构了法律正当性的理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