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对政治合法性危机克服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公民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以及具体的感受对现存的政治体系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获得。而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对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教育政策的正当性

正当性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概念,它是衡量教育政策活动的首要价值基础和道德标准。教育政策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个在何种意义上教育政策是好的或有道德的教育政策问题。好的教育政策首先应当是正当的或善的,优先于效率的。教育政策之正当性的实现,需要从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利益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张力等三个主要方面进行。     

制度视角下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一个纵向案例研究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众多组织障碍,本文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作数字主导的逻辑被引入组织,与原先的制造主导逻辑实现更替,从而在组织和场域层面逐渐获取“数字化”合法性的动态过程。通过对正泰的纵向案例研究,构建了制度视角下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在数字化转型合法性构建与扩散的过程中,试点试验、集体试验、催化这3类机制扮演了重要作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伴随了组织层面和场域层面的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共时变迁”的双向互动。研究结论既对制度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文献有重要启示意义,同时也对技术和能力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文献有一定的贡献。     

数字平台能力、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新创企业成长

数字经济时代，新创企业依附数字平台赋能整合内外资源并创造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然而，关于如何更好地“借力”数字平台，突破新创企业“新”和“小”所导致的资源约束，仍尚待深入探析。基于资源基础视角和网络关系视角，探讨了数字平台能力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整合能力、平台重构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分别在平台整合能力、平台重构能力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合法性分别调节了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平台整合能力、平台重构能力与新创企业成长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新创企业借助数字平台来缓解资源不平等行为并实现成长的内在机理，对数字经济情境下平台创业具有较好的启示。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员工变革准备的中介作用

文章以员工变革准备为中介变量,以变革合法性、员工情绪智力为调节变量,探讨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理。运用层级回归方法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1)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绩效;(2)员工变革准备在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工作绩效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员工情绪智力在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工作绩效路径中起调节作用;(4)变革合法性在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变革准备路径中起调节作用。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当重视员工变革准备和员工情绪智力的培育及变革合法性的积累,从而提高员工工作绩效。     

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动向与路径演变

随着制度理论的研究转向与创业实践的蓬勃发展，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在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基于合法性框架，本文围绕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影响、合法性评判、合法性标准与合法性变化五大核心议题梳理了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的发展线索。在此基础上，根据时空权变性（静态—动态）与评判差异化（同质—异质）两个维度构建分类框架，分析和归纳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的不同思路与取向，指出该领域整体上由“静态同质”转向“动态异质”的发展路径。本文指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合法性门槛的多重性与动态性、合法性标准的异质性与动态性、媒体呈现作为合法性评判依据与获取工具等议题，同时对跨制度情境的比较分析与中国情境下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提出建议与展望。     

绿色并购与企业绿色创新——利益相关者支持的中介作用

向外进行绿色并购和从内进行绿色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够促进绿色创新，且具有持续性，绿色并购通过获得政府、供应商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支持，从而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地，当企业融资约束较大、所处行业研发密集度较高时，利益相关者支持的促进效应更强。     

大学组织的社会服务职能新探

正确理解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大学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前提.基于人们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不同认识以及学界的各种界定与解释,对大学组织的社会服务职能概念进行了诠释与框定.大学组织的社会服务职能有其独特性而与其他社会组织或机构相区别,即学术性、条件性、不均衡性和有限性.大学组织社会服务职能有其合法性,象牙塔精神的守望与超越是其内在合法性前提,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其内在合法性基础,大学对外界的适应性和能动性是其外在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