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头

窗外下起蒙蒙细雨,如一道薄纱,温润细腻,丝丝韵韵,不禁让人思绪飘摇,想起那位如同这细雨般温润优雅、聪慧伶俐的女子。那是在大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里,有一位饱读诗书的漂亮女子,擅长演奏音律,技艺超群,名叫红线。红线生在薛嵩家,自幼便显现出与平凡女子不同的气质,好似有一种别样的气节。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唐雎辱使命》超前阅读

说话技巧在人际交往,尤其是在重要的外交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中唐雎面对骄横的秦王,不亢不卑,后发制人,最终让秦王“色挠”而词穷,     

汉魏六朝杂传与唐人小说——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序

正我在研究唐前古小说和唐传奇的过程中,一直关注杂传这一文体,因为它和杂史一样,与小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杂传常游移于史传与小说之间,成为史学史与小说史上一道特别景观。杂传的这一特殊品格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文言小说——或曰古体小说——本来就是从史书分化演进而成的。所以与其说杂史杂传与小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不如倒过来说更为准确,更能显示历史演化的逻辑关系。明人陈言曾说:"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颍水遗编·说史中》)只不过在小说蔚为大观之后,从小说反顾     

浅谈李公佐的传奇《庐江冯媪传》

唐代陇西作家李公佐的《庐江冯媪传》主要刻画的是悲情妇女形象,深刻反映了当时妇女所面临的婚姻悲剧,以及时代和社会给她们带来的生活悲剧,表现了作者关注、同情女性命运的进步思想,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道教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民俗视阈里的中唐乐府诗

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乐府诗中有很多关于民风民俗的描绘,而中唐乐府诗作为乐府诗史上的高峰之一,自然也有很多描绘风俗的佳作。中唐乐府诗中民俗题材的诗作主要有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游艺民俗、民俗观念六大类。这些类别的乐府诗体现出了对风俗本身的描绘更加细致、深层次挖掘主人公的民俗心理、转换观察视角使旧题焕发新意等特点。中唐乐府诗中民俗题材的作品之所以有这些特点与唐代的政治经济、前人的文化积淀、中唐乐府诗人的革新创作理念有关。     

大器晚成的数学明星张益唐

<正>在数学界,许多人在青年时代就做出巨大的成就,如数学天才欧拉、高斯、埃尔德什、佩雷尔曼、陶哲轩等。但也有一些数学家因经历坎坷而大器晚成,下面就介绍近年来颇有成就的一位明星:张益唐。今年(2013年)58岁的张益唐出生在北京,祖籍浙江平湖。197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在中国数论专     

由《阙特勤碑》史实窥探阿尔泰语对汉语山东沂水方言的影响

在《阙特勤碑》碑文上,有一段关于阙特勤“向东一直征战到黄河（yasil oduz）和山东（santuη）平原,差一点到达大海”的记载,由此学界有人认为阙特勤曾征战当今山东省地区,据笔者考证,碑文所记“山东（aantuη）平原”虽与当今山东省地域并不完全重合,但是这场战争所呈现出的中国古代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却可见一斑.通过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语山东沂水方言的对比发现,现代汉语中的第二人敬称“您”以及山东沂水方言中的“恁”极有可能是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而形成,并且当今山东沂水方言中仍留有较多阿尔泰语对汉语影响的印记.     

论唐河湟诗中的"战争与和平"

河湟诗不仅反映了唐王朝和吐蕃交好时的“舅甥”关系,也记录了为利益而产生的战争与矛盾。通过对近六百余首的河湟诗分析,探究诗歌中蕴含的大一统思想和对和平的向往。     

生存在媒介之间的“人/技联合体”：基于都市青年智能可穿戴设备使用情况的实证研究

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代表的媒介技术正在全面"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现象在乐于接受新技术并沉浸其中的都市青年身上尤为凸显。本研究基于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角,以智能可穿戴设备在都市青年生活场景的应用为切入点,提出媒介技术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双重中介"作用:既中介自我与身体,也中介主体与社会。在自我-身体层面,媒介借助物的形态框定人的动作和轨迹,并介入知觉系统中介人的主观感知,使身体成为媒介系统的生物终端;在主体-社会层面,媒介是连通主体与虚拟网络的数字接口,其搭建的"关系平台"促使人以"化身"的形式参与交往。媒介既规定了生活场景的断裂与融合,也改变着生存在媒介之间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在强调媒介的"自主性"及其作为"自然环境"的现状之余,必须重新审视人之于媒介的"主体性"所在。理解"人/技联合体"的存在方式是维持人与媒介技术之间动态平衡的关键。     

中唐状元初始职任考

简述了唐代的守选、释褐制度,对有案可稽的16位中唐状元的初始职任与官阶作了考证,认为中唐状元夺魁后初始职任并不像明、清状元那样统一与固定,而是比较随意;中唐政府对状元初始职任与官阶的规定实际上并没有执行,有时还有较大的向上浮动,这种浮动带随机性。初任京职、地方职与从幕的人数比为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