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性的华彩乐章——简评《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梁启超是一位承上启下的文化巨人.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是近年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创获,其特点是:研究方法另辟蹊径,论证方法新颖,结论新颖,发人深思.     

明代博学思潮发生论

明代"博杂"之学术特色根源于当时的博学思潮,而博学思潮之所以在明代发生又绝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思想文化渊源、科举制度和明代的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其中,学术传统中的博学思想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明代的科举制度和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在为空疏不学之风的滋长提供条件和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准备了批判、反思的目标和对象,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以及学者群体上的保障,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促成博学思潮在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下高校慕课设计的文化因素——以浙江大学为例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提出为跨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分析文化差异的工具。文章通过选取浙江大学的国家精品课程——创新管理慕课视频案例,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维度分析高校的慕课文化因素对于慕课设计的影响,探讨中国大学未来慕课发展的有益尝试。     

论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之间的联系

颓废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欧洲“世纪末”学大潮中涌现的三支学流派，它们在产生，发展中相互影响，象征主义是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产生的源头，兼具唯美与颓废二种美学特征，颓废主义是唯美主义发展成熟的酵母，颓废主义自身也在唯美主义学中得到发展，三的概念与内涵相互渗透，相互交融。     

“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2月,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在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刊物《少年》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评热衷于政治改良的胡适所鼓吹的"好政府主义"。周恩来在文中以"革命救国"论批评胡适对军阀统治的"迷信",抨击胡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的幻想。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胡适已经和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分道扬镳。从周恩来这则评论看出,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的这种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分化出的革命救国论者与社会改良论者在政见上既"异中有同",又"同中有异",而最终则他们之"异"大于他们之"同"。     

集体主义对英文写作的影响——关于人称代词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为理论基础，以人称代词和个人主义以及集体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集体主义文化对英语作文的潜意识影响在人称代词方面的表现以及基本认知模式，认为在英语作文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篇、句法和修辞等方面的训练，更要注意英汉文化的区别以及学生的跨文化写作互动意识，尽量避免汉语文化在英语写作中的文化迁移现象。     

谈新世纪高校女生的自我完善

当代女大学生应是引领时代潮流、时代文化的先驱,但不少女生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认识和行为的偏差,如心理的不健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她们身上的多种表现,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希望引起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的注意.     

『培训工程学』的一些启示

20世纪90年代,法国贝藏松大学的瑞吉斯·克瑞斯汀教授提出了培训工程学的概念。基于终身教育思潮的不断推广与培训教育日益普遍化的社会背景,他指出:“(培训工程学)是为了实现对特定群体的一种或者集中培训行为,而在各参与者间所进行的思考·行动的动态过程。”所谓特定群体,是指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不断更新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所必需的一部分进行再教育的工人、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就各参与者,也就是思考·行动的主体而言,瑞吉斯·克瑞斯汀教授认为它包括了发包方(受训方)与承包方(培训方)。首先,作为发包方必须明确自身接…     

关于合作行为的研究述评

一、合作行为概述　　合作行为是一种重要的亲社会行为 ,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方面。所谓合作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协调活动 ,以促进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行为”。[1] 与合作行为相对的是竞争行为 ,竞争则是指希望超过他人而获得承认。早期的研究中 ,该领域只涉及合作与竞争两种变量。Ｋｎｉｇｈｔ＆Ｋａｇａｎ(1981)引进了一个新变量———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向个人目标挑战 ,不影响他人行为 ,同时也不受他人行为的影响。合作行为及相关的概念最初是从经济学领域借用过来的 ,近几十年来…     

论加强西方思潮引导的方法论问题

加强对西方思潮的引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对西方思潮研究和引导,在宏观上要确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引导标准,立足于中国与世界两个大局,抓住西方思潮所蕴涵的现实变化、理论思考、情感体验三个层面,着力进行描述性、反思性、评价性、对策性四种类型的研究,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四个问题;在微观上要做好六个方面的具体区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坚持两大基本原则,反对三种错误倾向,灵活运用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