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史识与通史编纂成就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它是指历史学家好学深思、富于学术个性、坚持独识卓见的专门之学.历史编纂的主体是史学家,史学家的主体素养是主宰历史编纂成就高低的最重要因素,其中史识又是史学家主体素养中影响历史编纂成就最重要的素养.近代卓越的史学家对史识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章太炎说:"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1]335"旨在独裁"一语,典出于司史迁的"一家之育",又是"历史诠释"的应有之义,是一种全新的观念,特别强调史学家的别识心裁对通史编纂的影响.章太炎在通史编纂方面的成就与史识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章太炎的史识主要体现在"旨在独裁"、"熔铸新哲理"以及文明史撰述的旨趣上.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他说的"旨在独裁",是认为治史应提出独立的创见.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刘知几主张"独断"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都力主创新开辟,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独裁",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通史故事》在京首发 中少总社举行该书主题研讨会

本刊讯5月27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国通史故事》首发仪式。这是历时3年修建,投资25亿元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幕之后的第一次对外活动。本次活动以"引领读者遨游历史长河,打牢中国孩子历史观根基"     

《中国通史故事》在京首发 中少总社举行该书主题研讨会

本刊讯 5月27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国通史故事》首发仪式。这是历时3年修建,投资25亿元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幕之后的第一次对外活动。本次活动以“引领读者邀游历史长河,打牢中国孩子历史观根基”为主题,     

燃不尽的烛光——记许昌市老干部大学历史班教师李彬凯

现年76岁的李彬凯同志,离休前曾任许昌市委财贸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地市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许昌市政协常委、政协文史委主任等职。     

在高校政治教育专业中开设中国通史课的意义与教学建议

对于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国通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学习中共党史、有助于学习中国哲学、有助于进行思想教育。在授课内容和方法上,可以考虑细节性、直观性、现实性及相关性,以提高教学效果。     

老妈教我的人生哲学

"排骨教"教主十来岁时,我认定我是老妈无辜的阶级敌人,想不通她凭啥老跟我过不去。自从上了清华大学,跟她的关系好似微风拂面。最好的父母,便是知何时进退的父母,为你打下绽放的基础,却又绝不替你过本该精彩的一生。讲讲老妈和我的故事,分享她永不过时的教育哲学。鸟笨总能飞老妈最突出的优点是执着,最突出的缺点就是太倔。她认准的事儿一定会做成,她认准的路     

谷霁光《中国通史》(讲义)述评

1936年至1937年,青年史学家谷霁光在执教南开大学时,曾编撰一部《中国通史》讲义,学界尚未有人予以关注。《中国通史》(讲义)体裁独特,取材丰富,在章节设置与宏观历史问题的把握上,颇具社会经济史之趋向。谷编《中国通史》(讲义)借鉴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在体裁、资料和内容上异同互见。这部讲义在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面貌上,尤其是在中国通史编纂的研究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由《中国通史(少年彩图版)》谈图书装帧设计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图书业,图书的装帧设计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因为书籍的装帧设计要以形象直观的艺术语言把图书的内容表达出来,所以其品位高低直接影响书籍的整体形象。设计中的一切图案、文字、色彩等都是为了这本书的内容,如果形     

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议——为“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所写的前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五种社会形态的国家,她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变种),现在又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的历史分期应该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中国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时代是最为恰当的。这就是说应该分别写出“原始公社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是说全部中国通史应该包括五种社会形态或五个历史时代。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我国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逐步形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前止,这个社会的性质是基本上没有     

范文澜:治学典范 史林巨擘

范文澜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曾任蔡元培先生的私人秘书.民主革命时期,他参加五卅运动,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先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和北方大学校长等职,并主持编纂了《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史学研究和史学著作编纂工作之中,先后出版了多本史学专著,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被时人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同时,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积极致力于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教育传播,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