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编修民律之争议

宣统二年底,大清民律草案脱稿,但未能核定颁布。不久,清王朝覆灭,清末民律编纂成果付诸东流。然而,这样的结局,不仅是时势使然。通过考察民律编修前"民""刑"概念的分野,朝廷各方对民律的关注和讨论,民律脱稿后朝中的人事变化,民律核议时有关亲权条文的争议,以及报刊舆论的反响,可以呈现修律过程的复杂性,民律的结局是朝中不同意见妥协的结果,不宜简单地以传统与现代、进步与局限来评判。     

从“总部之争”到“一体化”——以成渝经济区为例

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增长极分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翼城市群。这几个经济圈的成功经验充分显示了集聚和规模的巨大效应。我国西部地域辽阔,成都、重庆作为西部的两个超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旗鼓相当。他们应该采取竞争策略,争作西部总部,还是应该联合起来走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成都、重庆的发展特点的比较分析,提出成渝一体化发展道路的构想,并分析了一体化后带来的经济效益。     

陈独秀的“金学”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之争”

陈独秀关于《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的论述,集中体现了陈独秀的"金学观",而要全面了解陈独秀的"金学观",则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之争"说起。尽管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在《金瓶梅》乃至其他小说的评论上多有分歧,但他们以白话小说为教本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中古石家庄区域文化史研究发凡

关于中古时期石家庄文化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值得深入探究。将整个中古时期纳入研究视野,是因为魏晋北朝与隋唐五代的历史本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且割裂开来研究资料比较匮乏。相关研究从地域层面看是具体而微的研究,从关涉问题的范围来看却是宏观的研究。世家大族兴衰、佛教道教发展、胡汉之争、地方军事化等问题也是中古石家庄区域历史演进的重要主题,值得深入探究。     

施琅在收复台湾中的贡献

施琅是一个伟大人物,年少时,在郑芝龙手下任左冲锋,后因与郑成功不和,而投靠清廷,这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清廷统一台湾的过程中,施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收复台湾后,他不计私仇,善待郑氏后裔,坚决反对清廷弃台湾不守,这对台湾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略论北宋英宗时代的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是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发生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大臣们之间为议定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而进行的一场争论。其实不然,这场争论持续了18个月,而英宗也仅在位四年。因此,这场争论对英宗当时及其后的宋朝政治和朝政局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了北宋中后期统治的稳定与否。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之论争

沈家本、伍廷芳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后,光绪帝令地方将军、督抚和都统等军政大员就草案进行讨论,以张之洞为首的封疆大吏纷纷上折对草案加以批评。以地方大员组成的保守派与沈家本、伍廷芳为代表的改革派之间关于本草案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刑讯、逮捕、刑事裁判、判案后查封产物、律师、陪审等六个方面。《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论争实际上是清末“礼法之争”的前奏,其实质是中西法律价值冲突以及法律变革的路径分歧。     

《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展现的京都戏班审美风尚

北京精忠庙梨园会馆是清代在京的梨园行会组织。现存碑刻文献中记录了从康熙以降三百年来的重要班社,特别是《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完整地呈现了乾隆五十年前后京都梨园的实际状貌。宫廷演剧机构和基层戏园在碑文中的出现,展现了其时逐渐松动的班社等级关系和戏班正在蓬勃发展的商业化趋向。特别是京都两处梨园行会的建制,呈现了官班和民间班社的分立,造就了京都梨园戏曲文化生态的独特面貌。而在基层演剧中,腔分雅、乱;部分文、武;伶分大、小;技分色、艺;戏分日、夜,这些剧坛风尚,既是基层审美的流露,也是自主的商业演剧的必然发展。从京都剧坛的全貌而言,基于内廷演剧和城市演剧的本质差别,戏曲在生存和发展进程中,很自然地展现出了"保守"与"革新"的趋向,在京城复杂的文化空间中,不同身份、族群的审美取向得以呈显,由此也形成了对不同戏剧品类的维护与发展,其背后的艺术规律至今对中国戏曲艺术具有指导意义。     

西汉盐铁之争的本质探讨

盐铁会议虽然备受关注,但对于盐铁之争在历史上最终的定位以及本质却始终说法不一,近现代诸多大家或以专著、或于专著中列出专章对<盐铁论>从不同角度加以评价,或多或少都归于片面.盐铁之争是在西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最终确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次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大辩论,这其中必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对盐铁会议从经济、政治、军事、价值等主要问题入手进行系统性研究对大一统农业有限经济总量下的经济与文化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盐铁之争的本质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     

民间商会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透视 ——深圳“银商之争”的经验观察

深圳“银商之争”的经验表明，在我国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深圳特区，民间商会组织已可以通过协商、谈判、游说、监督等理性化、程序化的活动，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充任桥梁与纽带，起到缓冲、减压的作用，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并逐渐成为地方治理中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