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提倡“大国学”

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前些天为《中国通史》题辞：“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季老再次重申应提倡“大国学”,引起出版、学术、教育界的关注。季老倡导“大国学”。并非始于今日。五年多来,他虽然一直在病房休养治疗,却始终关注着社会上“重振国学”的热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老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     

清代考据学与辑佚的发展

清代辑佚的繁兴最根本的原因是辑佚和学术研究活动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互动.考据学的深入发展与典籍缺佚的矛盾,是辑佚发展的内在深层动力.本文从尊古崇汉的治学理念对辑佚的影响和促进、佚书佚文在学术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与辑佚的发展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钱大昕:大有功于宋史研究的乾嘉巨子

钱大昕在治学方法上提出著名的"三端"说,并将其运用于《宋史》考证,且创获颇多,称他为"考证《宋史》第一人",只怕是当之无愧的。他还开创了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钱大昕考订《宋史》的累累硕果至今仍熠熠生辉。     

乾嘉时期蒙汉通婚禁例废止考

清朝自人关统治之始,便禁止蒙古族和汉族互通婚姻。但随着清朝对边疆的渐进统一,蒙汉交往逐渐频繁,蒙汉通婚成为大势所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断然取消禁令,允许蒙汉通婚。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六年（1801）,再次禁止蒙汉通婚。     

张船山与性灵派─—兼论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地位及影响

本文对张船山与袁枚的诗论和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认为张船山虽然深得袁枚性灵说的神髓，但更多的是能跳出袁枚狭窄的圈子，注重诗歌的社会现实性，对性灵说进行了补偏和匡正，因而其创作实绩也在袁枚之上。就其影响而言，张船山诗以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征服了当时诗坛，影响了整个晚清一代诗人。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从陆王心学到乾嘉学术

自明朝中叶开始,王阳明的"心学"崛起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朱学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到了明末清初,以黄宗羲和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潮开始崭露头角并且成为学术主流。在继承与抛弃的基础上,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风靡学界,以致"人人许郑家家贾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学术界为何会经历两次转变,这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针对这一问题,文章主要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探讨两次学术转变的原因。     

略谈构建系统而全面的中国考据学理论体系——《考据学论稿》读后记

考据学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之学,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居于核心的地位。汪启明先生《考据学论稿》一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构建了系统而全面的考据学理论体系。全书举证翔实,见解独到,是考据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范本,诚如赵振铎先生所言＂这样的成果还不多见＂。     

乾嘉时期地方书院山长课试日常蠡探——以周广业《广德书院试题考生录》手稿为中心

乾嘉之际海宁举人周广业出任广德州复初书院山长,留下一部手稿《广德书院试题考生录》.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清代地方书院山长的课试日常,包括每月课试生童的基本情况、院课评语以及主持书院课试的工作心得等内容,为深入研究清代地方书院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周氏书院山长的经历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是清代中下层士人治生出路的真切反映.正是...     

简析胡适的家庭教育观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学者,他既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仅就中国的文化教育问题而言,胡适毕生倾注了大量精力对其进行研究,他将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方法会通而形成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思维方式对于学界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