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辨析

我国现阶段不宜实行“高薪养廉”。“高薪养廉”不符中国国情,仅凭“高薪”不能达到“养廉”目的。遏制腐败是一系统工程,需从加快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等多方面着手。     

中国近代海关与清政府的薪酬制度比较——以赫德时期（1863-1911年）为例

中国海关赫德时期(1863-1911年)推行高薪养廉制度，使关员断绝了受贿的念头，并以海关为终身职业，安心服务，勤勉奉职。更为重要的是，在高薪的同时，有着完善的财政管理系统、严格的法规制度和监察制度。关员一旦被发现有腐败问题，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赫德48年的任期内，这种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5起。相比之下，清政府为了减少国库支出，仍沿用过去的低俸给制度，从而导致腐败蔓延泛滥。本通过两种薪酬制度的比较。探索高薪养廉与反腐败的内在联系。     

高薪养不出师德

高薪养廉这种提法,在当下,不知有多少人还以为是箴言。从全球层出不穷的贪腐事件来看,再高的薪水也止不住人的贪欲。贪官之贪,没有止境。老百姓听多了官员们以公肥私的各种案件,对于再大的数目也不再感到触目惊心。钱财对于很多人来讲．早已经不是一种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瘾”，一种旁证，一个指数或者寄托。     

清代的耗羡执照与养廉银

清朝初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了筹集军费，朝廷大量裁扣地方财政存留，以济国用，“于紧要处养赡满洲兵丁”。为了节省开支，清廷还实行低俸禄制度。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从一品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1钱到从九品的31两5钱不等，俸米按每两俸银给一斛的标准支拨。     

公共政策可行性视角下对“高薪养廉”制度的分析

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进一步推行,对廉政建设正确途径的探讨和研究也进一步深入。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部分地区将"高薪养廉"政策作为法律制度在国内推行,且成效显著。"高薪养廉"也因作为有成功实践意义的政策而备受关注。但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高薪养廉"是否适合在我国推行等问题还有待研究。对该政策的可行性分析可为我国廉政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建议和借鉴。     

低薪胥吏与高薪养廉

在古代中国，之所以“高薪养廉”对于制止政府官员的腐败不能有效，与中国当时是一个设官分治的农业国度有直接关系[编者按]     

上市公司监管中高薪养廉的制度设计缺陷

针对近年来学者们提出"高薪养廉"的观点,本文从理论层面,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上市公司监管中"高薪养廉"的制度设计理念。在腐败和中小投资者利益随机负相关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高薪对养廉的有效区间只限于中等水平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区间,而对于高水平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和低水平的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现,高薪并不能实现"养廉"的目的。因此,政策制定者要根据所追求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区间来选择是否给予管理者高薪水,而一味盲目地提高管理者薪水,并不能达到政策希望的效果。     

浅谈宋神宗厚禄养廉思想

宋神宗是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他曾任用王安石变法 ,进行过元丰改制 ,从他的用人和改制两方面可看出他的吏治思想 :厚禄养廉。但这一措施没能改变他上台时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 ,其主要原因在于宋朝的封建专制体制     

论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现实意义

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不仅包括给予公务员高额薪酬,还有相应的选拔制度、法律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来保障公务员的廉洁和高效。相较于新加坡,我国公务员制度存在考录制度不全面、财产申报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借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经验,我国可以从内部监督入手,培养公务员以廉为荣的观念以提高个人素质,完善相互制衡的监督方式以加强行政系统自身监督,增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能力以加强"三位一体"监督;从外部监督着手,建立与全社会公众法治观念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约束机制、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人民群众监督机制、与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系统相适应的舆论监督机制,从而促进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廉政建设。     

论汉代限制“官营二业”与提倡“厚俸养廉”的思想

在封建社会，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兼营他业，牟取暴利，集官僚，地主和商人于一身，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官营二业”，不仅影响了封建官府的行政效率，而且加速了官僚队伍的腐化，加剧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封建社会这一痼疾的危害，早在汉代有远见的思想家就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了“禁民二业”，特别是限制“官营二业”的思想和主张，他们还认识到，汉代官吏俸禄过低，是造成“禁官二业”难以实施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寡官重禄”和“厚俸养廉”的主张，力图从制度入手，解决封建社会的官吏腐败和土地兼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