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新论

康有为的尊孔言论一方面不自觉地迎合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的需要，另一方面对袁世凯的军阀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自己也并未与袁世凯同流合污；相反，他却联冯倒袁，从而成为倒袁之役的主力之一。联络军阀冯国璋倒袁则又体现了人的智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康有为是军阀政治的参与(并非拥护)。     

新闻奇才邵飘萍与三位夫人的情爱悲欢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南马区五十六都紫溪村一个穷儒家庭.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北京《京报》社长,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他因反帝、反军阀,于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杀害,年仅40岁.邵飘萍短暂的一生中,以其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在《京报》这块舆论阵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感情丰富的报人,一生中有3位女性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为这位报人的人生涂上了一层异样的色彩.     

论三国历史的形成及其教训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政日非;何进欲诛宦竖,密召诸侯进京,董卓接诏即统大军进犯京师;宦官诛杀何进,造成宫中大乱,董卓乘乱控制了朝廷,妄行废立,激起公愤;曹操发矫诏,召集十八镇诸侯共讨董卓;各镇诸侯自相吞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子诏命征伐诸侯,先后破吕布、除袁术、灭袁绍、收降刘琮;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而导致三国历史形成.文章论述了三国历史的形成及其教训.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间势力简论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乃至地方军阀都纷纷改变了政治态度，在抗日救亡这一共同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初步实现政治凝聚；他们积极从事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其自身组织也有了初步发展；中间势力的崛起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马家军阀专制时期的甘宁青皮毛贸易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家军阀专制时期,是甘宁青地区的皮毛贸易由民间商人自由经营的民间贸易转变为官僚资本控制下的垄断性贸易的阶段。通过对马家军阀专制时期甘宁青皮毛贸易市场、路线、交易额及趋势变化等情形有益于丰富西北区域经济史研究。     

晚清督抚专政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八旗和绿军没落的叙述，到湘军和淮军由镇压太平军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使得一大批军功官僚走上前台，执掌一方成为督抚（总督、巡抚），为督抚专政创造了条件，使得督抚专政成为近代军阀的雏形。     

第一届国会的最后一幕——1924年北京政变后的国会非常会议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拒贿议员”成立国会非常会议，以期维持“法统”，继续作为立法机关、民意机关，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民国第一届国会既久为人民所厌恶，非常会议也未能取得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权的段祺瑞更是极力反对，加之内部的分歧与涣散，非常会议的目标终未能实现。虽如此，拒贿议员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对于制约段祺瑞执政府的军阀政治，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民主共和思想观念的宣扬也有积极的意义。     

张宗昌的婚姻观浅析

作为一个封建军阀，在婚姻观方面，虽然张宗昌也主张多妻多妾，却与其他军阀有所不同：他无惧于舆论非议公开纳妾；对妻妾及其他妇女是否贞洁并不十分在意；甚至对妻妾是去是留也保持宽容态度，任其选择；在婚姻形式方面，他又片面追求新潮等等。这种婚姻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张宗昌出身贫寒，青少年时期生活困苦，性格豁达大度，同时封建的传统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对张宗昌的婚姻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宗昌的婚姻观表面上怪味十足，但如若将之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则可见怪不怪。     

“一省两将军”——袁世凯身死前后倪嗣冲与张勋关系新探

袁世凯身死前后,倪嗣冲与张勋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立的演变。袁世凯死前,改张为安徽将军,倪为安徽巡按使,形成"一省两将军"格局。倪联合张勋为"洪宪"帝制作了最后的努力,并在袁死后一度屈从张勋。为改变处境,倪在"府院之争"中逐渐依附段祺瑞,与张日渐疏离。张勋策划复辟,二人走向对立。随着张勋兵败,倪恢复了安徽统治权。倪、张博弈源在个人利益的争夺,对北洋政局产生深刻影响,也彰显出地方力量的崛起与割据。     

马仲英赴苏原因之分析

马仲英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活跃于西北四省的一个重要军事人物,他对于西北政局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1933年第二次进疆与盛世才争夺新疆,失败后被迫进入苏联。马仲英赴苏一方面是当时苏联在新疆利益和中亚战略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国内形势所迫,更与他自身以及其与三十六师的特点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