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实义》的天佛（道）对话

《天主实义》基于天主教之天主论批评了佛道所谓的空无宇宙论,以及佛教的“我”或佛观念,由于对佛道的基本态度是“易”,致使《天主实义》的天佛（道）对话表现出否定的性质。尽管如此,对话也揭示了中西两种宗教思想的根本差异。     

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看明代末期司法制度的弊端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用具体生动的事例描述了明代司法制度的部分事实，展示了它的种种弊端，表现在：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和决断权，刑部不过是维护皇帝专制统治的工具；司法官吏的主观随意性常在判案中起决定作用；贿赂在判案中盛行；法律允许在庭审中使用刑罚，对犯谋逆罪者处以酷刑等等。明代司法制度的种种弊端除了法纪本身的不健全外，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力的高度集中。     

利玛窦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

利玛窦作为首先进入明朝首都的西方传教士,通过获得在北京的居留权、与明朝政府官员广泛交游、中文著译和西文记述、传播天主教等活动,帮助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并使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     

利玛窦与坤舆万国全图

提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我们都知道他来中国后通过翻译《几何原本》给我国传入了流行于欧洲近两千年的欧氏几何。其实，利玛窦不仅在中国传入了几何，而且也传入了其他一些科技知识，比如说关于地图的知识。1602年，利玛窦和李之藻(1565-1630年)在北京共同绘制了一幅大型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科举功名与西方学位

“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利玛窦，曾将中国的科举功名视同于西方学位。基于此，有人视“中国是学位制度的故乡”。这当然多有偏颇。但是，对立论者又将利玛窦的看法斥为“误读”，并以西方现代学位制度与中国古代科举的殊异作为论据。如此似又有失公允。其实，欧洲中古的学位与中国明代的科举功名，形式类同和精神暗合之处相对为多。再者，利玛窦为使“东学西渐”更为形象、便捷，如此类比也无可厚非。     

揭开传教“信票”的面纱

中西礼仪之争之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颁行了“领票传教”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朝廷的信票．声明永不返回欧洲．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凡遵守中国法度的,可领取内务府准予传教的印票”,否则“断不准在中国住,必还回去。”萧若瑟讲到“康熙皇上念各省传教神父,为数不少,难免无从新说之人,下令：命各省神父,其不从新说者．各领印票一张……执有此票,     

徐光启与利玛窦之交游及影响

从整理辨析中西文献入手,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历时性的考察徐光启与利玛窦相识订交之始末。认为两者间的西学交游对徐光启完成身份角色转变、构建西学知识体系、深化神学修养体验以及形成相关著述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圣芳济中学的中国时代

在上海诸多老校中,教会学校无疑占据了相当数量。比如今天的时代中学,作为上海市区唯一的一所公办寄宿制初中,谁能想到它的前身是一所由天主教所办的著名中学——圣芳济中学的总校。在这样一个充满浓郁西方天主教氛围的校名下,当年的圣芳济究境是怎样在中国办教育的呢?     

比郎世宁更早来到中国的清廷艺术家马国贤

16世纪末自利玛窦（1552～1610年）以来，西洋传教士即陆续前来中国，颇多任职皇宫，其往返的书信提及皇宫的情形虽多，但论及完整的游记则难求—二。兹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略带传奇性色彩的人物——清廷艺术家马国贤（图1），以飨读者。     

盛世下的忧患——中西关系视角下的康乾盛世

正一18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传统的意义来看,所谓"盛世",包括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巩固边疆,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情绪逐渐平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