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书展写真

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概况 2004年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于4月22-25日举行.与本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同时举办的,还有电子出版物、教育图书以及软件、自然科学图书、人文及社会科学图书、童书和编辑制作产品等6个大型展览.在展馆内,还开设了语言教育、书店店铺和趣味、实用、旅游图书等3个特别展区.展出的图书与电子出版物有数十万册(种),因而开幕第一天就有大批人潮涌入.展览虽然为期仅四天,但入场参观者达48035人次,打破了去年47824人次的参观人数纪录.     

中国影视产业政策放开美国TV-guaid将落户内地

据《每日新报》报道今年,国家广电总局对影视产业的相关政策将进一步放开。记者获悉,在更多优惠政策的倾斜下,国内的电视荧屏将更加丰富,著名的DISCOVERY、TV-guaid都在积极准备进入中国市场。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向记者表示,在影视产业方面,国家在今年将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东西方文化交流,不久的将来,内地观众也将足不出户看到许多优秀的国外影视节目。朱虹透露,享誉世界的美国DISCOVERY电视制作公司已经和上海文广集团进行了数次协商,在未来几年内,国人将不必在有限的DISCOV﹖鄄ERY节目中了解世界,而在内地也能收看到…     

刍议评论创新的新途径

十六大之后，中央对宣传工作提出了“三个贴近”的新要求，即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2003年4月，李长春同志指出：“一切妨碍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先进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先进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对新闻媒体的改革也就提出     

谈话类节目的留白

谈话类节目试图营造一种谈话的氛围,一种轻松、自由的交流氛围,就像在茶室的小憩,佳茗相佐、谈兴渐浓, 电视只不过将此小众交流大众化了。既是轻松的“茶室”交流,那么谈话的氛围、语句、节奏等等不可能做到严谨和科学,你无法完全预先掌握所有的话题(策划),而没有任何枝节:无法罗列所有的问题,随机的感想、感悟是情境化的产物.无法预见录制的准确时间,因此谈话节目鲜有直播。但有时那种严谨的、丝丝入扣的谈话又是谈话节目所摒弃的,因为它失却了交流的轻松随意感。很遗憾,目前绝大多数的谈话节目都没有达到这一境界,结构偏紧、节奏跳跃。我认为,谈话类节目从话题的设置,主持人的设问到制作的技巧都应该留有可伸缩的空间,我称之为“留白”。     

付费电视五题

2003年11月1日,江苏付费电视靓妆频道开始面向全国试播。这标志着江苏省付费电视节目平台的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面对付费电视这一崭新的业务,需要理性的研讨。一、大众与分众付费电视频道从理论上说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选择权, 提供分层、分类服务。因此,它肯定是属于分众的媒体。但问题的关键是分众到多大范围较为合适?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对此展开专门研究,但按照成本倒算的方法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一个每天6小时节目量的付费频道,每分钟按行业最低成本50元计算,全年累计总投入为:50元/分×6小时/天×365天/年=6570000元;该频道的订费按价每户每     

流水线上的“一条龙”

2004年4月26日18：30，江苏综艺频道出现了一档日播、直播的娱乐节目——《震撼一条龙》。这是一个以市场需求和观众口味为出发的节目，它打破了传统综艺节目周播、录播的通常做法，以日播、直播为生产播出方式，并据此实现了节目的即时性、变化性和规模效应。     

从"青春飞扬"到"经典回归"

回顾与总结本次书市,文艺类图书作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阅读文本与近年来畅销读物的重要来源,其在本次书市上所呈现出的种种现象是任何关心中国图书市场的从业者所无法回避的.在本次书市期间,我又参加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天津的一系列与书相关的活动,直接感受了图书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生产者(作者)、制作销售者(出版社)与消费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书市应该不仅仅局限于某处展馆内的陈列或讲演,历经十五载风雨,其本身的内涵或许已经发生了可观的衍变与延伸.     

2006北京图书订货会首设“全国书稿版权交易会”

在11月2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广大作者，出版机构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首届全国书稿版权交易会一定会办成面向社会的高起点、高水准、高质量的版权交易盛会。组委会诚挚邀请全国各版权代理要构，机关版权机构、出版社、影视作品制作机构、版权经纪人等积极参展，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组稿策划公司踊跃供稿，有关机构和个人可登陆中国版权信息网www.ccooyright.com。或者致电68003908，68003940，索取交易会“参展邀请函”，“作者供稿要求”以及与本次交易会相关的资料。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法理解析与规范路径——兼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相关规定的合理性

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派生的、经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认的一项权力,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与“诉讼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在性质、目的、手段和适用阶段等方面具有本质区别。《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使用“调查”代替“调查核实”,并要求全面调查收集证据,为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提供了规范指引,但也暴露出调查核实权的属性不清、权能不明、边界含混等问题。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良好运行有待从规范层面明确权力的法律监督属性,防止权力不当扩张;将权力运行阶段限定在立案后至提起公益诉讼前,以区别于公益诉讼其他阶段的调查行为;将权力运行的权能限定在核实被监督行为的合法性、推进公益诉讼检察进程,进而实现法律监督,以避免陷入一般监督的误区和克服盲目追求胜诉的实践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