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景下侨务公共外交的功能、限制因素及对策

侨务公共外交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政治文化，传递和平崛起的战略信念；提升文化软实力，传递中国和合文化的价值理念；传递共赢互利信号，推动中国对外经济互惠合作。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大量的新移民及其经济行为引发当地主流社会的焦虑，西方对华存在负面的舆论导向，部分华人精英对中国社会性成长存在反向意见。优化侨务公共外交政策，一是通过构建和谐侨社，推动新移民与当地民众的族际沟通；二是巧用涉侨信息交流平台与华文媒体，加强对中外合作项目的普惠性宣传；三是建立互访机制，发挥华人精英的双重文化背景及解读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作用。     

海外客家华侨华人会馆与社团的功能演变（1800～1950）

华侨华人会馆和社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支柱。早期客家华侨华人在海外谋生的过程中，依据地缘、血缘、方言等组建会馆，帮助客家新侨安顿、共同祭祀神明和先人、安葬同乡，以此在异国他乡互助团结和维系传统文化秩序。随着时代变迁，海外客家会馆和社团不仅传承原有功能，还开办新式学校培育新民、开办医疗机构、开展救国事业、服务行业发展等。这反映出客家华侨华人会馆与社团坚守文化传承的本心，赓续客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勇担时代要务，为华侨华人提供及时、有效的社会和文化服务，积极推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回国侨生资助政策考察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华侨心系祖国，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危急时期，他们尽其所能提供支援。然而，受到战乱影响，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纷纷回国发展，尤其是侨生学业与生活难以为继。因此，政府颁行一系列回国侨生资助政策，尽管存在相关部门时有纷争、经费不足、申请手续繁琐等问题，但是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回国侨生的窘境，同时培养了一批抗战建国人才，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闽籍华侨华人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以周淑安、罗浪、殷承宗为例

华侨华人音乐家不仅是连接中外文化的重要桥梁，更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特殊使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部分华侨华人音乐家积极投身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与传播，另一部分音乐家则传承中华文化，回到中国后为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闽籍华侨华人音乐家身上具有独特的跨国、跨民族、跨文化等特征，其音乐创作过程受到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影响。以罗浪、周淑安、殷承宗等三位闽籍华侨华人音乐家为例，通过民族音乐学中区域音乐研究方法，认为闽籍华侨音乐家的不少音乐作品有着中华文化烙印，其音乐创作与音乐作品所处社会时代、教育环境及种族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华文化在这些音乐家的个人成长与音乐创作的各个阶段中都发挥重要作用。     

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江户初期，日本社会迎来相对稳定的时代。而此时中国战乱频发、明清易代、迁界海禁，包括海商、船主、官吏、士大夫、僧侣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东渡日本，东渡时间持续几十年，僧侣东渡甚至持续一个世纪。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传播先进的文化与科技的活动包括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佛学经义，推广科学技术和丰富日常生活等4个类别。旅日华侨华人成功传播中华文化的原因有三，一是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带去的是明朝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二是兼容并蓄的思维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三是融入当地社会的意识。     

论华侨华人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华侨华人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意义重大。要发挥好华侨华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必须从多方面着手。一要回答好“为谁参与、参与什么和怎样参与”3个问题，二要界定好“主体边界、客体边界和环境边界”3个边界，三要把握好“关键因素、关键环节和关键少数”3个要害，四要组织好“生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3个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