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继续教育协同发展的机遇、挑战及对策*--2016年京津冀成人继续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综述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将对京津冀三地的社会经济、产业、文化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为深化三地成人继续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劳动人口素质,提升人民的文明素养创造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本文围绕如何从区域一体化的大局出发,发挥本地优势,直面当前的挑战与问题,切实推动三地成人教育协同发展的主题,总结了三地成人继续教育工作者交流研讨的成果与共识。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高职教师教育能力建设探析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正式启动,教育一体化和协同发展也势在必行。文章分析了新形势下高职教师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结合工作和调查实际指出了当前高职教师教育能力方面存在的欠缺;提出了新形势新要求下高职教师所应具备的教育能力的内涵;最后为了更好地适应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背景下对高职教师的新要求,从国家政策、学校制度及教师个人等方面提出了高职教师教育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     

京津冀协调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河北承德为例

伴随着京津冀区域生态的不断恶化,区域发展的矛盾也在加剧,承德作为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多年来为京津的发展在生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如何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区域内经济发展与生态的矛盾,对促进京津冀的协调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常态下政府城市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以城管执法为例

以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城管执法为例,通过对当前城管执法过程存在问题与困境的分析与思考,从法治思维和制度设计出发,在兼顾执法者和执法相对人双方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力求在法律规范、制度创新、数据技术和治理理念等方面提出改进的建议,以加强政府的城市治理能力建设.     

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视角下旅游智能卡发展对策研究

旅游智能卡在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为区域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提高了支付效率,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载体服务作用.当前,京津冀区域发行的智能卡中存在着功能不完善、区域局限性较大等问题,为帮助其更新换代,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从“互联网+”、构建智能交通系统、服务功能完善等方面进一步探讨旅游智能卡的发展方向.     

基于带内自回传小基站系统的干扰抑制方案

基于带内自回传小基站系统,提出一种以用户为中心动态成簇的部分协作干扰抑制方案。根据带内自回传小基站复用接入与回传无线资源的特点,形成以最大化系统下行接入链路吞吐量为目标,联合回传链路资源分配与接入链路预编码设计的优化问题。由于所提问题难以获得最优解,基于凸松弛和分块坐标下降方法,提出一种次优的迭代求解算法。仿真结果表明所提算法能根据回传速率调整协作簇的大小,均衡小基站回传负载,提升系统接入链路的吞吐量。     

基于协同表示的目标跟踪算法

提出一种基于协同表示的新的目标跟踪算法.在贝叶斯框架下,采用基于重构误差的观测似然函数和考虑遮挡的模型更新机制设计一个鲁棒的跟踪器.用l₁范数来建模重构误差以更好地容忍奇异值,同时用协同表示对编码系数进行约束.实验结果表明,和其他算法相比,本文算法能够战胜遮挡、尺度变化、光照变化、背景混乱等干扰因素,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鲁棒性.     

基于多元多维模式的校企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在当前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高职院校结合自身实际,在与企业协同育人的实践中创新合作机制,保障人才培养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文章通过对多元多维模式探讨研究,以当前校企协同育人具体实践为例,对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及实践发展提出建议,进一步完善高职特色育人机制,培养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     

言论集纳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庆寺在《探索》2017年第6期刊发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一文中认为：参与全球治理时,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大国身份,坚守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作为大国,中国要从普通的参与者、受益方向核心建设者转变,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增进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今天的全球治理不是为了谋求国际谈判中利益的交换和平衡,而是为了维护人类共同安全,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秩序建构。其根本目标是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为此,中国应从创设国际新秩序、新规则和新行为模式的大格局着眼,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引导今后的国际关系走向,抢占代表未来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战略制高点。     

现代化转型中法治秩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融合*--基于两起土地纠纷案例的农村社会治理路径探讨

城镇化的推进带来了市场行为、行政行为对中国农村的日渐渗透以及农村各类土地纠纷的日益增多与频发。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土地纠纷的处置更多受到乡村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农民个体的行为选择也更多取决于其所最为认同的秩序基础及其所处的社会关联。“赢官司不打”,一方面反映出行政逻辑对法治逻辑的侵蚀破坏了法治在农民眼中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严肃性,目前正式法律途径对土地财产权的保护不完全也限制了农民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治理不能完全寄托于法治化建设。应培育一种基于法治逻辑的新秩序,并与基于社会关联的既有乡村秩序相匹配、相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多元协同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