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后期创作分裂论

何其芳赴延安之后的创作与其早期作品比较，明显出现了思想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时代的规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何其芳后期创作深深烙下了为政治服务的印记。其次是对新事物的盲目赞美。童年的苦难经历使何其芳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强烈热爱，一味的赞美与高歌构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主题旨归。三是何其芳怀有强烈的告别旧我的“原罪”意识。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身上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意识，但这种改造绝非是要通过彻底否定“旧我”的方式来实现，而何其芳恰恰陷入了这样的思维误区，导致了他矫枉过正，自我主体缺失，走上了一条思想进步而艺术退坡的路子。     

论古德曼·布朗的信仰崩溃——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透视

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纳撒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小伙子古德曼·布朗》进行重新解读。通过分析弗氏的"原罪"说,指出从恶乃人之本能;正是这种本能引发了整个故事的发生。运用弗氏人格结构理论,对小说主人公的内心挣扎及其信仰的逐渐崩溃展开了深入剖析和理性的审视,发现主人公的痛苦在于其本我、自我与超我的激烈冲突及其自我理想的崩溃所导致的人格异常。     

论莫言小说中的原罪与忏悔意识

莫言以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独特的艺术感觉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中表现出独异的特质。在强烈的生命意识牵引下,莫言的小说呈现出无限的道德责任下的"罪与文学"母题,并在独特的艺术感觉下,呈现出"罪与文学"下叙事修辞和功利超越。这不仅使莫言积极吸取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资源的结果,更是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勇于自省、承担形而上责任的体现。莫言小说中的原罪与忏悔意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思想与艺术的突破意义。     

论曹禺早期剧作中的原罪意识

原罪意识是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幻化出来的一种罪恶观念.为了探究西方基督文化和原罪意识对曹禺的影响,可以从其早期话剧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入手.曹禺从小便受基督教和圣经文化的熏染,成为其原罪意识的渊源和基础.曹禺对原罪的进一步思考:既然惩罚报应是原罪的必然后果,那么要想从某种意义上摆脱原罪的束缚,复活是唯一的出路.要想复活,必须内心充满罪感和忏悔;要想复活,必须身经或自我赎罪或耶稣救赎.     

论上帝的绝对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

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是人类面对的根本性理论难题之一,也是基督教神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回顾了哲学史上对决定论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认识,主要回顾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奥古斯丁的思想。作为基督教神哲学家,奥古斯丁用精妙严谨的论述回答了上帝的决定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捍卫了上帝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和全知全能及光照恩典,对后世哲学家如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负心汉”文化根源探究——解析《秋胡戏妻》和《潇湘雨》中的“负心”现象

"负心汉"这一类型化的群体在长达几千年的人类史中充当着缺一不可的角色,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生活在这些负心汉阴影下的受苦受难的痴女怨妇。本文重点探讨了负心汉的两种类型以及产生"负心"现象的根源所在。     

"罪"与"兽性":《红字》与《蝇王》人性恶主题的比较

对人性的探讨是古今中外哲学家和文学家所关注的主题.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和英国小说家戈尔丁的<蝇王>都表达了关于人性恶的主题,指出"恶"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此外,二者都使用了原罪的原型来揭示人性本恶,但他们对人性并不是完全悲观失望,都指出了人性中亦有善的一面,并且表达了抑恶扬善的愿望.     

三氯生再掀波澜，牙膏首当其冲

最近,国外媒体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美国环境保护署正在评估三氯生的安全性。三氯生是一种广谱抗菌剂,广泛被添加在牙膏、肥皂、除臭剂、漱口水、剃须膏等日化用品中。致癌性、影响体内激素分泌、导致细菌产生抗药性被列为三氯生的三大“原罪”。     

《猎人格拉胡斯》与《圣经》

通过对《圣经》所代表的宗教文化的叙述,结合卡夫卡的日记、谈话录,运用文本细读方法对《猎人格拉胡斯》这部短篇进行分析,认为《猎人格拉胡斯》这篇小说探讨的是原罪与天堂的关系,人类由于拒绝原罪从而无法进入天堂,这部小说表现了卡夫卡对人类精神迷茫的忧虑。     

基督教与儒学的权威主义

在封建时代,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各占支配地位,它们的价值体系都是权威主义的,都成了一种独断的教条.但二者的理想一个在彼岸,一个在现世.原罪说的前提是意志自由,而性善说强调的是人的理性认识,人要认识天命,自觉地服从天命,这样意志降到了次要的地位,缺乏意志自由观念.二者权威主义的复活都有其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