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青岛当代国际陶艺展”作品选登(之三)

作者简介:塞斯利亚(CeciliaMoriamez R.)(智利),1973年于智利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研究活动和讲座上常常可以看见她的身影。她曾获古巴"Espjo de Paciencia"文化发展与振兴杰出贡献奖和由(?)gneri基金会授予的第四届国际瓷砖三年会奖章。     

计量史学研究综述——数学统计、计算机与历史研究的结合

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之一就是计量史学随着计算机运用的广泛化,加之计量史学与数学统计的结合,在如今自然科学发展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研究中,逐渐凸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跨学科化的重要性。本文将从计量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操作步骤、研究方法以及其适用性和局限性进行综述,以期达到对计量史学有个全面的了解。     

《史通》对《文心雕龙》宗经史学观的批判

刘知几《史通》的创作受到了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撰述形式和史学思想上。刘勰有着宗经的史学观,推崇言经《尚书》和事经《春秋》,主张尊贤隐讳。刘知几批判性地继承了刘勰的史学观,他从史学家的角度对《尚书》和《春秋》展开了批判,提出了隐讳的限度问题,对刘勰的宗经史学观进行了修正。刘知几写作《史通》是出于纯洁的史学理想,而且他和刘勰对经书的喜好情感不同。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史学要论》为中心进行考察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从事唯物史观教学和研究的最终成果,亦是其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经典传世之作。《史学要论》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博大精深,旨在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要论》堪称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史学理论著作,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建立了崭新的研究范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因而在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中占有独特地位,贡献卓越。     

《唐前诸帝诗文校注》序

《唐前诸帝诗文校注》是四川宜宾学院的大型古籍整理工程。秦至隋是中国历史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政治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思想上逐渐形成了儒、道、释三教的并存并融、相互汲取的局面;史学上形成了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正史;文学上诸体渐备,并逐渐与经、史分离,     

实践历史学——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

二十余年来,在历史学的学习与研究中,我有意识地走着一条与昔日不同的新路,在历史价值取向、认识思路和方法上都自觉另辟蹊径。1987年杀青,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拙作《秦制研究》一书,便是这种新理路的产物。这种新的理路,本不是一个什么既成的理论体系,而只是一个有意识的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过程,今日为了表述的方便,姑且定义为"实践历史学"这样一个理论分析概念。实践历史学的基本目标、要求、路径,简言之可谓:入于史,出于史,周行而不殆;若再提升为一种哲学认知理路思考的话,则亦可曰: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     

20世纪之初至抗战前的中国法律史教育

20世纪之初,内忧外患之时局、西学东渐以及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捩,均为中国法律史教育新篇章之开启奠定了基础。"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均不同程度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新学制的语境下,中国法律史教育呈现出短暂的繁荣景象,这种发展态势虽因日本侵华而中断,但依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法律史学发展史而言,这一时期属于我国法律史学的萌生阶段,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然而由于时代局限性,其简单模仿日本学界的弊端以及学科建设失范等缺点表现得依然明显,给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法律史学发展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多模态赋能史学通识教育的思政导引模式

该文探讨了多模态在史学通识课程中的赋能原理和实施模式,分析了基于多模态信息的供给、推理、构建和合并过程。与传统依托文本的课程思政教育不同,多模态资源本身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因此,课程思政的引导重点在于利用多模态信息资源加深学生对史实价值的认识,提供深度互动和自主推理、构建和整合的学习环境,强调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     

毛泽东的史学处女作评析

毛泽东酷爱学,他博览群书,且古为今用,常在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作中引用古语古事,以为借鉴,甚至曾有过写一部《中国战争史》的念头。1939年1月7日,他写信给史学家何干之说：“我则有志未遂。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他虽没有写成史学专,但他的政论,如《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百年来的革命运动》等,都是简明而精辟的历史作。     

《孙权劝学》对史料的文学化处理

统编教材七年级语文下册《孙权劝学》选自《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其史料主要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及其裴松之注中的《江表传》,司马光在尊重史事的基础上,对语言、情节等方面进行了文学化处理,语言凝练,情节故事化,人物形象鲜明,使记事和传人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传记文本。《孙权劝学》虽是《资治通鉴》建安十五年的一个记事传人小片段,但也反映出了《资治通鉴》的编纂思想、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