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文化哲学基本理论研究

现今文化哲学研究已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心,世界哲学的重点已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文化哲学将成为21世纪哲学主流。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在文化哲学基本理论方面主要从文化哲学合法性、文化哲学方法论研究、文化哲学体系建构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取得了一批直接以文化哲学为研究论题的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回顾,对于文化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走出你的“舒适区”

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应聘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做了一名技术审查员。当时专利局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座椅,这种座椅让不少人养成一个习惯:把座椅往后一仰,双腿搭到桌上,悠闲地审查图纸。爱因斯坦不习惯这样,他宁可紧张、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他从家里带来一把锯子,把椅腿锯掉了一截,这样就可按自己的习惯,整个身子都埋在桌上的图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厘定的法律与程序化思考

在我国现阶段征地实践中,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相对宽泛以及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操作中政府扩大公共利益的边界、滥用征地权等现象屡见不鲜。因而有必要对征地公共利益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为我国土地征收的立法及程序规范提出有益建议。     

锯掉你的“椅腿”

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应聘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做了一名技术审查员。他每天坐在他那狭长的办公室里,工作八小时。当时专利局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座椅,这种座椅让不少人养成一个习惯:把座椅往后一仰,双腿跷到桌上,悠闲地审查图纸。爱因斯坦不习惯这样,他喜欢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有一天,他从家里带来一把锯子,把椅腿锯掉了一截。这样,他又可按自己的习惯整个身子埋在桌子上工作了。每天,他把图纸审查完后,就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进行令他着迷的物理学研究。     

罪犯减刑中“确有悔改表现”之审查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如果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可获得减刑。目前,法院在“确有悔改表现”的审查认定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证据的证明标准缺失、证据的审查认定流于形式、审查认定的时段存在局限性。为保证“确有悔改表现”审查认定的妥当性,促进减刑制度积极效能之发挥,应对“确有悔改表现”审查认定制度予以完善,可采取的完善进路包括：确立证据的证明标准,法院对减刑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设置减刑奖励的事后撤销情形。     

哲学的任务——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中国哲学合法性”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穿行于语言文化的空间,探究着哲学型的概念。不过,与西方哲学比起来,中国哲学不仅追求在理论上辨析理念,还追求在实践上实现理想。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多出来的经世致用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与社会现实更牢地绑定,中国哲学家们也更深地涉入现实社会架构,其“士人”的社会身份弱化了其“哲学家”的思想身份,导致中国哲学在思想上的特色越来越弱。在这方面,中国哲人有必要保持其“哲学家”的本色。     

高校有组织科研合法性的形成与协调

组织合法性是组织良性发展的核心内容。高校科研组织合法性,一方面来自二战美国政府与高校合作构建的外部合法性,一方面来自古希腊自由科研传统及同行评议程序保障的内部自反性合法性。由于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过度组织化和自由化都不利于国家战略的实现。兼顾高校科研的自反性合法性和外部性合法性,需要学术民主与学术权威、学术自由与组织化、科学不确定性与技术目的性、专家决策与多元利益共同体的协调。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广告审查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出证-审批-审查,我国政府确立了对广告内容生产的监管;同时,政府亦试图建构广告自律审查,但是自律审查与行政审查呈现出"同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的广告审查制度改革,响应了政府行政权力的要求,因而以失败而告终。广告审查制度变迁折射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困境,因此要求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通过政府职能转换和行业组织改革,构建政府指导-行业自治的广告治理模式。     

浅议专利复审中的几个程序问题

正专利复审的案件逐年增加,复审程序中的一些特殊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下面就实践中几个较为常见的问题予以简要讨论。一、专利复审中的客体问题根据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复审请求的客体仅限于对专利申请作出的驳回决定,具体包括两大类:一是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初步审查时,发现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44条的规定,经     

浅议无效程序审查范围及依职权审查

本文拟从现有法律规定出发,考虑无效制度的目的与功能,通过对现行《专利审查指南》依职权审查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并结合实践进一步阐释依职权审查在确定无效案件审查范围中的具体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