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积极作用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儒学思想家、哲学家,他的天人感应论备受争议,至今仍受到许多人的批判。本文从汉代的社会现实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作详细分析。     

近代的群体观念刍议

本文旨在探讨群体观念在近代的演变。文章认为,原始社会的“公天下”的群体观念,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出现了质的演变,产生了“家天下”的群体观念,并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干。这一观念与西方最迟在古希腊时代就已产生的重视个体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进入近代后,尤其是从戊戌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始,用西方的自然权利学说对“家天下”的群体观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清算。这一清算虽然未能建立起个人主义观念体系,但却使传统的群体观念发生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民权”为中心的群体观念,即强调整体的“民权”。这与以君权为中心的群体观念有着质的区别,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人权宣言》与《大清律例》之比较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人权宣言》和《大清律例》的差异，说明它们对历史发展进程起到的迥然不同的作用。法国的《人权宣言》提倡人权、法治，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清律例》强调的则是君权至尊，实行人治及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     

试论5—11世纪西欧封建教权与俗权的关系及教权的历史作用

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5—11世纪西欧封建教权与俗权的关系重新进行考察分析,认为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中心的封建教权与西欧新生的封建政权之间具有相互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同时教权的确立对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八至九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君权与教权之争

自君士坦丁一世始基督教在东罗马帝国获得了国教地位,随着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基督教的实力不断地增强,力图摆脱皇权的控制,帝国皇帝们的“至尊权”受到了教会的侵害,君权与教权之间产生了矛盾,自五世纪始,君权与教权之争愈演愈烈,到八至九世纪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即破坏圣像运动.结果是在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明确了皇权对教会的控制;经济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教会的土地大多落入军事贵族之手,促进了新兴封建主阶级的发展.     

民主问题何以变成了民智问题

从西方传来的“民主”观念在近现代中国变成了所谓“民智”问题, 这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本文认为, 这是外来的民主观念在适应中国需要与国情过程中的一种变异, 是同中国社会落后历史积淀相结合的产物, 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清末宪政编查馆的立宪困境与反思

对于宪政改革,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证明了这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亚洲专制国家而言都是一条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实质上也是走这样的道路。清廷成立宪政编查馆,为的是仿行宪政,统筹整个立宪改革,但该馆在立宪过程中却无法逾越如何在巩固君权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主权威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使得清末立宪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而这种困境的无解则可以从清廷对立宪与君权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传统中国君权的维系模式中去探求答案。     

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

“君权”、“民利”是朱元璋国家观念的两个基本点，其政府建构、政府运行原则的设定皆基于此观念。然而，由于君权本质上是私人权力，无法消除私人化的官僚集团，从而使官员难以大公去私，顺民情行政；由于民利的实现以君权为中心，君权的绝对性得到强化，而民利实现却很困难。     

历史教学应有大视野——以“相权与阁权的比较”为例

在某一节课上,教师在讲完明朝废丞相、设内阁的内容后指出:宰相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君权,而内阁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事实上,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合作、协调是主要的,而且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是很脆弱的。说阁权不能制约君权也不符合史实。只有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近代中国权利意识的发萌及其发展

受启于西方的权利意识在中国的萌生格外艰辛。从清末的康有为到严复,他们的思想脉络和进境显现的是先觉的中国人其权利意识由君权向民权的推移嬗演,从民初的“五四新青年”到当代新儒家,他们的思想脉络和进境显现的是为民族命运有所担当的学人,其人文眷注重心由民权向人权的进一步下落归结。“五四新青年”的心愿多倾泻于摧枯拉朽的启蒙呐喊中,当代新儒家的心愿则多牵扯于道德一元论的深厚根蔓。步入21世纪的中国人,当总结近代中国权利意识的发展过程,推进这个问题的探索,并通过可操作的中间环节逐步诉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