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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郭汉英同志认识始于1970年,交往合作了四十年。这篇简短的回忆可以反映动荡年代中国科学研究状况的一个侧面。我们是在位于中关村福利楼①二楼上的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的相对论批判组认识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至于我为什么会到那里,我在纪念吴文俊先生九十大寿文集中所写的文章中已经有所叙述②,不再重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