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山海经》鸾凤多重联系之分析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凤与龙曾同为两大主要图腾。凤凰作为一种神鸟可能是虚幻的,但作为一特殊的历史文化物象其承载的多重内涵不容否认。《山海经》这部"古老的奇书"中保存了凤凰的原始面貌,从神话的角度探索发掘凤凰的深刻内涵、潜在意蕴,从文化、人类、史地等视角对这一物象进行研究探讨,重点论证凤凰与玄鸟的"二而渐一"历程、凤凰与周民族发祥的"史地互证"关系、凤凰与乐舞及文学"多重联系"之体现。立足神话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以期对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文化思维、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等方面有所反映。     

民俗视阈里的中唐乐府诗

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乐府诗中有很多关于民风民俗的描绘,而中唐乐府诗作为乐府诗史上的高峰之一,自然也有很多描绘风俗的佳作。中唐乐府诗中民俗题材的诗作主要有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游艺民俗、民俗观念六大类。这些类别的乐府诗体现出了对风俗本身的描绘更加细致、深层次挖掘主人公的民俗心理、转换观察视角使旧题焕发新意等特点。中唐乐府诗中民俗题材的作品之所以有这些特点与唐代的政治经济、前人的文化积淀、中唐乐府诗人的革新创作理念有关。     

大器晚成的数学明星张益唐

<正>在数学界,许多人在青年时代就做出巨大的成就,如数学天才欧拉、高斯、埃尔德什、佩雷尔曼、陶哲轩等。但也有一些数学家因经历坎坷而大器晚成,下面就介绍近年来颇有成就的一位明星:张益唐。今年(2013年)58岁的张益唐出生在北京,祖籍浙江平湖。197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在中国数论专     

论梁朝乐舞诗的才色分离——兼与唐代乐舞诗比较

梁朝乐舞诗主要不是展示歌舞技艺而为了描写歌姬舞女。它重色轻艺,多是对舞女的描摹,表现了感官化的倾向;又重色轻情,注重对身体的凝视,较少观赏者与表演者之间的感情交流。表现手法上,多用白描,少比喻和烘托。这些特点在与唐朝乐舞诗的比较中尤其明显。它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论唐河湟诗中的"战争与和平"

河湟诗不仅反映了唐王朝和吐蕃交好时的“舅甥”关系,也记录了为利益而产生的战争与矛盾。通过对近六百余首的河湟诗分析,探究诗歌中蕴含的大一统思想和对和平的向往。     

生存在媒介之间的“人/技联合体”：基于都市青年智能可穿戴设备使用情况的实证研究

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代表的媒介技术正在全面"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现象在乐于接受新技术并沉浸其中的都市青年身上尤为凸显。本研究基于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角,以智能可穿戴设备在都市青年生活场景的应用为切入点,提出媒介技术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双重中介"作用:既中介自我与身体,也中介主体与社会。在自我-身体层面,媒介借助物的形态框定人的动作和轨迹,并介入知觉系统中介人的主观感知,使身体成为媒介系统的生物终端;在主体-社会层面,媒介是连通主体与虚拟网络的数字接口,其搭建的"关系平台"促使人以"化身"的形式参与交往。媒介既规定了生活场景的断裂与融合,也改变着生存在媒介之间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在强调媒介的"自主性"及其作为"自然环境"的现状之余,必须重新审视人之于媒介的"主体性"所在。理解"人/技联合体"的存在方式是维持人与媒介技术之间动态平衡的关键。     

中唐状元初始职任考

简述了唐代的守选、释褐制度,对有案可稽的16位中唐状元的初始职任与官阶作了考证,认为中唐状元夺魁后初始职任并不像明、清状元那样统一与固定,而是比较随意;中唐政府对状元初始职任与官阶的规定实际上并没有执行,有时还有较大的向上浮动,这种浮动带随机性。初任京职、地方职与从幕的人数比为5：4：7。     

搞好文言文教学的几点尝试

正初中语文有三怕,一怕写作文,再怕周树人,还有一怕就是怕文言文。这句话真的不假,初中语文教学中文言文的确是很棘手的,这个版块相对而言比较难处理,长期以来教师探索不到育才良方,担心学生学不会文言文,于是乎遇到文言文的时候讲得面面俱到,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然后一句一句地讲解,最后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翻译。作为学生就更加苦不堪言,不停地做笔记,书上本上比比皆是,生怕耽误了一个字或一个词的解释,也顾不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文书疑难词语释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撰者圆仁虽为日本僧人,但具备颇高的汉文修养与造诣,对汉语及唐代书仪的运用水平相当高。对入唐僧圆仁所撰文书中疑难词语的释读,可以了解当时中日书仪用语的密切关联。     

佚留日本的唐末浙江商人送别诗及尺牍

现存日本园城寺的日本国宝《唐人送别诗并尺牍》中汇集了部分日本僧人圆珍求法归国后唐人送给他的诗和信简,其中包括浙江商人李达和詹景全的两封信简和三首诗。这是唐代浙江商人在日本现存的唯一墨迹,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考证李达、詹景全两位浙江商人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可以看出唐末浙江商人在促进唐日佛教交流乃至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