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与鲁迅的“国民性”书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民族劣根性进行尖锐批判的鲁迅先生和对于老北京市民文化投入极大关切的老舍先生,他们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国民性书写及对国民性的批判。作家的社会使命感促使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对"国民性"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切,但老舍和鲁迅的思考路径却存在很多不同。从地域、艺术表现方式、思考维度等三方面浅析两者的国民性书写差异,并对差异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鲁迅出生时的民俗礼遇并及写作表现

鲁迅是他们家族的长子长孙,绍兴又是一个民俗氛围极其浓郁的处所,所以,鲁迅一俟出生,就遭逢了许多的民俗礼遇,如取名、尝味、拜和尚、穿百家衣、挂牛绳等.人生最初的这些经验,因为附着了丰富的情感和文化信息,所以不仅成为鲁迅其后写作极富意味的素材,被他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书写,而且也成为标示了他作为大地之子与民之子的鲜明民间和民族印记,成为他深入国民灵魂,反思和批判国民性负面构成的重要渠道,并因此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精神特有的复杂与深刻.     

阿Q精神新论

阿Q身为奴隶,却梦想成为奴役一切人的"人上人".这是阿Q性格里最根本的、核心的东西,他的一切思想行为,包括精神胜利法,都与此有密切关系.阿Q的基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主义等级制度下,自己被人凌虐、被人吃,但也要凌虐别人、吃别人的人际关系的实质.这也是国民性的根本问题.只要封建等级制度的"鬼魂"还存在,阿Q就会存在.     

永劫轮回的生死场--论萧红小说中的生死观

现代小说家萧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出于悲天悯人的天性，她始终关注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在她的小说中渗透着她对麻木自私人性的敏锐洞悉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思考。她把自己对生与死的体察融入了小说的创作．她的笔下，描绘的是生的凄然和死的悲怆，由此警醒世人去思考国民性．去关注人类生存的形态和生命的价值。     

林语堂论"国民性"

早年的林语堂服膺钱玄同的意见,认为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进入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对国民性的看法有了较大的转变,虽然仍然采取批评的态度,但锋芒已不毕露,且多有赞赏。更重要的是,他对“国民性”认识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即不是以“一元论”而是以辩证的态度进行理解。晚年,林语堂对于中国文化及其人格的欣赏往往大于批评,肯定往往大于否定,表现出复归的倾向。林语堂对“国民性”的认识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化乃至于人类文化的建设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第一,“和平”、“容忍”与“和谐”等内涵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对话”的主调。第二,“知足常乐”与“诗化人生”的人生观,对于冲破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迷雾,十分必要。第三,理想与梦幻、奇思与妙想、放逸与优雅,这些灵心对于克服当下过于现实的人生困境也是有益的。     

新生代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就有"反传统"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青年"反传统"的呼声其实也是历史上那些"异端"思想的延续。有了这样的"异端",文化才显得有活力。     

一声沉重的呐喊——解读老舍《断魂枪》

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断魂枪》被收录在苏教版高中语文读本必修二,同专题收录的还有鲁迅先生的小说《药》。纵观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我们可看到一个似断实续的基本主题——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反思、批判。老舍先生继承了从鲁迅先生开始的关于"国民性"和"民族性"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显示了独到的见解。     

武士道对日本国民性的积极影响

摘要：武士道是昏本古代武士的伦理道德和武士政权的统话思想叠曾经对日本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武士道德目出发。论证其对溷本国民性的积极影响,体现了武士道的意义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从“老师,不要表扬我”看日本的“不表扬文化”

日本流行的＂不表扬文化＂是由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这一文化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是激烈的竞争意识所导致的一种隐忍思维。＂不表扬文化＂从中小学教育阶段就开始流行,由于当众受表扬会使自己被孤立,日本人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被表扬,尽量避免引起别人的＂羡慕、嫉妒、恨＂。＂不表扬＂和日本人的谦虚文化、团队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使得日本人的性格中普遍具有一种被动的倾向,即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意见,极力避免与众不同,这也是日本人被称为＂最缺少朋友的民族＂的原因之一。     

鲁迅与萧红的友情

萧红师承鲁迅,在写作上是鲁迅引导她积极关注黎民苍生,心系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这使得她的作品更多地浸透着深沉的心灵思索,具有深刻的批判力,这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极为合拍。萧红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经济紧张时,萧红曾开口向鲁迅借钱用于生活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