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的训诫权需依法行使——兼及《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修改建议

在今年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国家监委发布了一份重要调查通报,认定此前影响较大的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行为违法、不当,武汉市公安局也随即撤销了涉案训诫书。该训诫书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既不符合依法行政原则,又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训诫权具有法定的主体、适用情形和实施对象,滥用训诫权对于法治建设、社会和谐稳定都有危害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训诫权等职权,不得法外造权。同时,可以考虑在修改《行政处罚法》时,将"训诫"引入行政处罚的种类中,既能明确公民的权利救济方式,又能发挥对公安机关的指引和约束作用。     

本土资源的法治架构--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的矫正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仍存在着被害人权利的众多缺失之处需要立法加以完善。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既符合我们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制度范式，即要注重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具体应赋予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创造一个良好的范式，给予被害人有力法律救济，彰显法律的正义价值。     

宋代的社会救济事业述评

宋代的社会救济事业发达，内容广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其阶级性决定了其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恩赐性质。     

论教育纠纷的法律关系及法律救济

近年来,我国教育纠纷由于教育与人们社会生活关系的日益密切而呈现上升趋势。围绕着学校所产生的各种教育法律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涉及教育行政机关、学校、教师、学生之间的教育纠纷案件大量地映入我们的视野。如何通过适当的法律救济途径来解决这类纠纷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教育领域内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为研究对象,从解析教育法律关系出发,本着优化纠纷解决途径的目的,试对教育纠纷的相关救济途径作粗浅分析,以期对保障教育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教育法治化、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有所助益。     

论公共行政对行政法的冲击

公共行政的发展对传统行政产生了重大影响，旧有的行政法理论在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救济范围上已不再适应现实的发展，理论上应对此有所回应。我们应该打破旧有思维的影响，扩大研究的内涵，在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救济范围理论上有所突破，把非政府组织、非强制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法的研究领域及给予相应的救济，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死刑执行救济程序研究

死刑执行救济程序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途径之一。我国的死刑执行救济需要在《刑法》中增设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有权请求赦免或减刑的条款,赋予救济的实体依据;《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死刑执行救济的决定权主体和适用对象,明确特赦和减刑理由及其程序,明确死刑判决生效到执行之间适当的时间间隔。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抗战时期难童救济

抗战时期,难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引起了上至国民政府,下至各种民间组织的积极关注,难童救济逐渐展开。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作为一个在华各差会的协调机构,发起全国四十余城的战时难童救济事工,成为各种难童救济组织中一股特殊的力量,也是其在华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高校大学生权利救济研究

大学生同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同时作为受教育者,又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厘清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法律纠纷的实质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学校方面应弘扬以人为本的治学理念,既不能滥用权力侵害大学生的正当权益,也不能一味迎合学生诉求而背弃国家赋予的管理职责;作为学生既要提高“维权”意识,也负有履行学校依法管理职权的“护法”义务。     

职权主义理论及其对美国采购当事人救济的影响

职权主义理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背离与弃权。“合法的”背离与弃权是得到法律的认可或政府机关的准予的,“非法的”背离与弃权则成为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基本要件之一。但由于存在广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采购官员的行为“合法与否”难以界定,因而美国法院通常不愿介入政府采购案件,最终使得采购活动中当事人的司法救济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