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性”与“仪式性”共存：媒介事件理论如何被超越——兼与曹培鑫教授等商榷

开国大典广播实况转播超越了电视现场直播作为媒介事件的预设前提,但具有媒介事件的其他典型特征和社会功能,主要属于庆贺新政府成立的“加冕”脚本。西方学界对媒介事件理论的突破和超越主要体现在从“仪式性”向“破坏性”的转变,但破坏性事件并没有完全取代仪式性事件,二者为并存关系。鉴于事件与新媒体之间呈现的新的互构关系,国内学界赋予媒介事件理论以媒介抗争等新内涵。媒介事件理论是电视媒介文化的产物,在全球数字媒介文化环境下,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因为社会生活离不开仪式,仪式性媒介事件和传统意义的国家级媒介事件依然存在,同时,媒介事件部分特性和功能发生了相应改变。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谈“融合新闻”及其挑战

新世纪到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建设体系趋于规模化,各个传统行业都进行了现代化转型,传统媒体产业也转为融媒体。在融媒体时代中,新闻传播不再限制于固定的媒体媒介,在互联网覆盖范围之内,人们都可以实时收到新闻资讯。传统新闻媒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承担着信息传播的功能,依托纸质媒介、电视新闻的方式向大众传递各种信息。当互联网出现之后,自媒体的发展尤为迅速,让传统新闻媒体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如何在新环境中得到重生,是现阶段传统新闻媒体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媒介融合为背景,对传统新闻传播的变革方式进行阐述,希望借此给传统新闻媒体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     

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特色与借鉴

日本是较早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亚洲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屏幕教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已经形成具有大众性、系统性、实践性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来讲,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国家记忆》:新中国记忆的媒介建构

论文运用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理论,剖析了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纪录片栏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记忆的媒介建构。论文分析电视媒介对记忆的呈现、唤醒与重构功能,使《国家记忆》建构了具有政治文化属性的、为集体共享的国家记忆。栏目借助符号表征,从历史维度搭建了集体记忆的国家框架,采用重现、缝合和互动的话语策略将不同的政治文化记忆弥合,构建了新中国的国家记忆。在国家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受众又透过对国家记忆的确认、补充和传播加深了记忆的内在建构。     

视觉语法视域下民间艺术的社会治理功能——以“图说我们的价值观”戏曲作品为例

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最关键之处在于提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播效度,民间艺术作为兼具通俗性、人民性等特点的文化样式,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以多模态视觉语法为理论工具,以“图说我们的价值观”中戏曲系列作品为分析对象,探讨此系列作品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构图意义三个维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数字治理背景下健康码使用的认知模式与现存问题——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健康码广泛应用并成为防疫重要手段。以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法探索健康码使用的认知模式发现,以知晓、理解为主的初级认知活动经由实践转化为以评价、反思为主的高级认知活动,二者对用码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认知缺陷导致健康码最核心的追踪功能被悬置,其提高流调效率的潜力尚未被充分开掘;技术行动者与人工输入、核查的具身行动构成“最后一英里”悖论,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将大幅提高健康码准确性;第三人效果的重现隐喻着社会对老年群体使用的普遍担忧。消除防疫倦怠,填补防疫漏洞,追求全社会准确、严格用码是进一步保障生命安全、精确定位隔离群体的路径。以数字追踪系统为代表的智能媒介行动者在数字治理中具有广阔前景。     

媒介记忆视角下乡村祠堂的身份认同研究

城镇化发展导致村民的身份观念出现离散化,村民的乡土认同和身份认同逐渐消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祠堂作为重要的媒介域在村民群体身份认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发现,乡村祠堂一方面通过符号媒介向村民传递着各式信息,勾起其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与此同时,在仪式化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能量将村民的情感连接,以获得群体身份认同;另一方面,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村民通过新媒体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参与围绕乡村祠堂展开的仪式活动,在网络公共平台传递价值信仰和共享仪式意义,加固群体身份认同,促进群体有机团结。     

媒介的重新认知与定位——戴维·莫利的媒介探究

文章采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英国学者戴维·莫利的媒介观。研究发现,在对媒介认知上,莫利在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后通过论证媒介的物质性来拓展了媒介的内涵,并且逐渐关注媒介“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媒介定位上,其思想则经历了将媒介视为背景、前置媒介、认可媒介逻辑三个阶段。莫利近五十年的思想历程,不仅体现个人的媒介认知变化,也投射出英国文化研究的变迁。此外,莫利媒介观的延展对于当下媒介研究具有认知论与方法论上的双重启示。     

迈向关系范式的媒介地理学——评邵培仁《媒介地理学新论》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际遇,着眼传播研究深化的时代需求与未来走向,邵培仁教授新著《媒介地理学新论》展示了迈向关系范式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图景与实践价值。根基于communication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关系意涵,该书锚定媒介与地理互嵌的范畴共同体,重新发现元媒介意义上的传播意蕴;以时空勾连中的“关系转向”立论,将媒介视为“天地人一体与延伸”的关系存在,搭建以“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为核心关系轴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框架;以多学科范式的整体式视域融合建立媒介地理学学科范式,具象并回应“人类整体传播学”的问题空间;在天下文明观的坚守中彰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传播学旨趣,释放中华传播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话语创新价值,激活人类实践研究与人类文明创新的媒介地理学想象力。     

权利争夺、符号延伸与罗曼蒂克演绎——“波西米亚”城市空间的媒介表征

“波西米亚人”这一概念最初指代古捷克波西米亚地区内的吉普赛人,后来法国人用其来称呼住在巴黎贫民区内的非传统艺术家们。“波西米亚人”在生活与艺术实践过程中形塑了物理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波西米亚空间”,并随着缪尔热、普契尼、拉森等艺术家在作品中对波西米亚群体的书写,与小说、剧场、电影等媒介属性的叠加,将其高度符号化为了一种不受传统或主流制约,追求高度自由与纯粹艺术的生活态度。当“去人类中心化”的理论思潮介入空间研究,为“波西米亚空间”在物理与文化意义上又增加了新的本体视角,强调在电影本文中出现的“波西米亚空间”不只是呆滞的叙事背景,而是具有主体性的“自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