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佐“狂”徒均州

《宋史》及《均州志》记载,宋太宗赵光义削其子楚王元佐为庶人,安置均州。太宗长子赵元佐,为皇后李氏所出。幼年聪明机警,才智过人,加之貌似太宗,很得太宗宠爱。成年善骑射,常随太宗征讨太原、幽蓟等地流寇,官拜检校太傅,加职太尉,晋封为楚王,并专为他营建了楚王府邸。“力救廷美,甚至病狂,彼岂真狂人哉？不悦父行,甘心让国,有吴泰伯之遗风焉”（见蔡东藩著《中国历史通俗演则第99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建立于1983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文革”中设立的二十四史(《宋史》)标点组。“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二十四史(《宋史》)标点组改建为古籍整理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初,遵照党中央关于加强和加快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指示,古籍整理研究室扩建为古籍整理研究所,程应镠先生任所长。与此同时申报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并于1983年招收本科生,成为教育部在全国布点的四个古文献学本科生培养基地之一。而早在此前的1978年,古籍整理研究室就已开始招收古籍整理方面的研究生。1984年10月,上海市高教局核准古籍整理研究所古籍整理与研究专业为上海市地方高校第一批重点学科,这也是上海师范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个重点学科。古籍整理所现有独立编制20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0人,讲师3人,拥有博士学位9人,硕士学位6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人。所长戴建国,副所长张剑光、徐时仪。古籍整理研究所现有古典文献学博士点1个,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法律史学硕士点4个。此外,长期以来还与历史系合招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在图书资料方面,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5万多册专业书籍。     

死后尚留一谜

有关米芾卒年,众说纷纭。《宋史》中说是49岁(1100年)。多数人说卒于大观二年(1108年),次年下葬于丹徒。米芾有墨迹后的纪年是大观二年,说明当年还在世。蔡肇所撰墓志中说他享年57岁,那便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文后补说于大观三年(1109年)下葬。清代翁方纲考订其卒于大观元年,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在大观四年(1110年)去世的,诸说不一。也许是故布疑阵,类似曹操、诸葛亮之疑冢。依据米芾的性格,是完全有可能的。     

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以《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为例的讨论

虽然人文学术的评判标准相对模糊,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就宋朝历史的研究而言,做到怎样的程度方可称之为“最好”?这是很值得认真和反复讨论的重要问题。揭橥“最好的宋史研究”这一典范和标杆概念,提出一系列判断标准,有利于建立学者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形成良好的学风。在努力建设本土化的中国学术体系的同时,以《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为例的讨论,更能够展现“最好的学术问题”及严密学术论证的重要性,这将为国际视域内“最好的宋史学”未来的学术增长点贡献智慧。     

“御题徐扬伏狮罗汉赞”玉山子

山子,古代称为假山,《宋史·礼乐志》“宴飨”条记：“（真宗）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自宋以降,能工巧匠受到宋代绘画的影响,将玉料加工成为山子形状,作为陈列摆设品。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息了回部大小准葛尔部的叛乱,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道,使和田玉大量运进内地。     

两宋历史的多角度探讨——访张邦炜教授

张先生,您好!您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对两宋历史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成就引人注目,受到学界赞誉。今天想就您的治学经历、研究心得体会以及治学经验等方面作一访谈。首先请您谈一谈您的治学经历。     

绝密军事会议如何会惊现于世——《宋史·杨业传》揭秘

《宋史·杨业传》详细记载了杨业战死前一次绝密军事会议辩论的细节,这是二十四史中极为罕见的现象。《宋史》为什么要将这一秘密曝光于世?它是根据谁提供的材料写的?新发现的《李若拙墓志铭》为解开这一秘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通过分析《李若拙墓志铭》可以发现,李若拙不仅参加了那次绝密军事会议,而且很可能参与了事后的调查工作。李若拙为了伸张正义,让世人了解真相,让史官据实书写,于雍熙三年特意写了一本《杨继业传》,宋元史家编撰宋代文献时对其多有采用,这也是《宋史·杨业传》编写的主要资料来源。     

关于王十朋精神的对话

正博主按:2012年12月18日浙江乐清市举办王十朋精神高峰论坛,我与何忠礼、葛金芳先生应邀出席。以下博文就节选自这次论坛的纪录稿。董倩(特邀央视主持人):各位早上好,我非常荣幸被邀请来主持纪念王十朋这样一个论坛。按说,我是有资格担任的,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但是很坦率也很遗憾地说,作为历史系的毕业生,我并不知道王十朋这个     

《宋史·王安石传》与邓广铭笔下王安石之比较

王安石形象在《宋史》与邓广铭笔下是截然不同的。在邓广铭笔下,王安石是一个少年胸怀远大抱负,入仕后学以致用,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造福于民而勇于与大地主阶级斗争之人,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他都具有自己的韬略和具体施政方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是在《宋史》以及随后的八百年间,他是一个不近人情、为达目的疯狂排斥自己的恩人和挚友之人,他祸国殃民,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为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文章力图从二者成书的选材、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及思想和两者对新法评价的态度的不同来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