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学术述论

邵晋涵是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把他归入清代汉学家,并不能准确地概括邵晋涵学术的特征。本文钩稽现存史料,橥了邵晋涵学术宗旨、特点及其价值。     

从带教宋学亮的启示，再探上海青少年游泳若干问题

上海青少年游泳业余训练经历了漫长的低迷时间,又重新对上海青少年游泳竞赛项目进行了整合,以全能比赛项目为中心,突出200米个人混合泳和400米自由泳中长距离项目在比赛中的重要意义,这样的竞赛体制又回到了符合青少年业余基础训练的原则中来。     

彭绍升《儒行述》发微

由清代著名学者彭绍升编撰的《儒行述》是一部深具经学底色的传记体史书,对清代前期理学史的发展进行了审慎的记述,旨在羽翼国史,供人采择,既副著者立言之志,兼为长洲彭氏家族谋其儒学史的地位。秉笔谨肃,文直事核,使此书成为晚出学术史要籍如江藩《宋学渊源记》的著述范本与取材依凭,对清代学术史的叙述,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宋代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

在易学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被称为“宋易时期”。所谓“宋易”,乃是针对“汉易”而言,是基于宋学与汉学相对的易学学风和阶段的划分。宋学特别是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对易学的研究分不开的。理学主要是心性之学．注重探讨性命义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周易》的经传。     

钱穆宋明理学研究管窥——以张君劢为参照

钱穆和张君劢都对宋明理学有研究,将张君劢作为参照,可以得出钱穆研究宋明理学的一些特点。从对比中,可以看出钱穆的看法：禅宗对理学有开启之功,理学兴起,实自禅宗启之;韩愈对北宋初期的学术有较大影响,但他不是理学的直接开启者;而宋初诸子则是将各种思想加以糅合,承上启下的关键;把朱熹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去考察,从多视角揭示朱熹思想的精神,突出朱熹的历史地位;认为王阳明是理学的顶点,他解决了宋学里面所留下的重要而未决的问题。     

致广大而尽精微明经史而创新知——评《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

最近,由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蔡方鹿先生主持并独立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4XZX001)正式出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其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该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呈现,最终书名亦是《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凡135万字.并人选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批准号为:10KZX003).     

国学琐议

“国学”一名，始于晚清，盛行于民国；循名责实，同一名目下尚有种种旨趣不同甚或对立的学派。注重训诂考据的“汉学”这一支接上了西方输入的实证史学，得以延续至今。强调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和讲究义理的“宋学”由于历史原因及其自身对中国近、现代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应对失宜，近百年来已逐渐失去决定自己民族文化方向的地位。解决这一层危机的关键不在于“复兴”，而是如何诚实面对诸如“现代性”等问题且能有“随时变异以从道“的新拓展。     

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中庸章句》共引注9家24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朱熹秉持公正的经学观、正视汉魏经学功绩并予以合理评述;其善集注家之长,引郑玄、王肃注多聚焦章句训诂和简明解语。引程子注最多,但未标明是程颢或程颐,有和会二程之意注经的做法;引注多出自《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二程集·中庸解》撰者实为吕大临,朱引程子注不出于此。朱熹对杨时、游酢、侯仲良学养多有嘉许,但因他们解《中庸》杂糅佛老思想、偏离圣人学说,故引注数量偏少。朱熹熟识张载作品且在心理上钦慕其学说、又高度评价吕大临所解《中庸》,故关学代表引注比例较大,彰显其超越学派之分、褒贬有别的治学精神。朱熹释经理学色彩较浓,但未囿于当时义理解经思潮,呈兼顾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多维诠释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