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僭越?——明代宗室"谋逆"、"不轨"问题辨析

反叛与僭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反叛,是图谋危害皇帝权力及皇帝人身的行为,它是通过策划杀害或废黜在位皇帝,实现自立或另立,是对皇权的颠覆,僭越主要反映为超越礼制与等级界限,具体表现为行为的侵权。明文献对明宗室“谋逆”、“不轨”、僭越行为的定罪混淆,不仅是一个史观问题,而且一直影响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孙亮、孙休时期宗室与权倖专权及其斗争--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一

252年孙权去世。孙权生前安排的以宗室人物为核心的辅政集团很快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士大夫代表诸葛恪、滕胤等相继被杀,宗室代表孙峻、孙等掌控朝权,甚至行废立君主之大举,形成了典型的宗室政治格局。对此,无论君主、朝臣,还是被排挤的其他“公族”人物都有不满情绪,引发了复杂的权力斗争。孙休得位后利用藩邸旧人诛孙,但仍无力行使皇权,出现了权臣干政的局面。从孙吴政治演变的总体进程看,宗室权贵与臣专权都是孙吴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形式。     

陈叔宝及其皇室文人述论

以武力起家建立陈国的吴兴长城陈氏家族，自陈霸先至末帝陈叔宝，不乏饱学艺文之士，尤以陈后主陈叔宝为代表,也包括一批宗室文人和后宫才女。陈叔宝的诗以宫廷游宴诗为主．在其数量较多的边塞诗中则不乏佳作，陈叔齐的《籁记》、陈叔达的《隋记》都是寄痛寓志之作。皇后沈婺华则堪称文学家。     

宋文帝的猜忌心理及其政治影响

宋文帝虽为中国古代明君之一,但猜忌心太重,这主要表现在杀戮功臣名将、重用宗室而又猜忌宗室三个方面。宋文帝的猜忌和杀戮,导致宋魏战争刘宋的接连败北、在职官员碌碌无为、有识之士退隐草野和他本人的被杀身亡,刘宋王朝的衰败和灭亡亦与此紧密相关。     

《松窗梦语·宗藩记》研究

宗室问题是困扰明代中后期的一个重大问题。《松窗梦语.宗藩记》对宗室问题出现原因和解决办法有很多精辟论述,为明代中后期宗室问题研究保存了宝贵史料,同时也为今天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汉代国家对宗室封君经济生活的防范与限制

汉代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对宗室封君的防范和限制,史料记载比较分散,但若结合汉代国家给予他们的食邑和赏赐来看,这种防范和限制的着眼点显然不在剥夺封君的经济权益上,而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削除由经济权益可能带来的政治威胁.即便是堂而皇之地对宗室封君“制节谨度”之要求,也并非真正出于节俭克制之目的,而是维护等级制度的需要,避免他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利益的膨胀而带来政治上的僭越.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略论宋代宗室的宗示文化特征

宗室是我国古代历史中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集团,宋代是其阶梯状发展中的成就时期在宋代以宗法化为核心的新型宗法制确立、丰富的前提下,宗室成为宗法国家的一个化象征。他们在道德上的修复自律、尊礼重德,在化上的种学绩、尊师重教,在政治上的忧国忧民、精忠报国,体现出宗室鲜明的宗法化特征。由此,宋代宗室不仅为宋代创造出一个无“宗祸”的历史现实,而且在其自身不断完善,发展中影响和推了整个社会化的双发展     

论北魏对出镇宗室的监控措施

宗室出镇是北魏为巩固地方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它不仅是对魏晋旧制的遵循,也是拓跋氏族传统的延续。与汉族王朝相比,北魏宗室担任方镇长官的比例偏高,接近全国总数的三成,但由此引发的宗室变乱却屈指可数,载于史册的仅拓跋道符、元愉、元熙和元法僧四次而已,且叛乱时间短、规模小、威胁有限,与两晋南朝宗室内战频发形成巨大反差。这个局面的出现应归结为北魏行之有效的方镇监控体制,具体包括压缩方镇辖区、缩短长官任期、委派军副分权、利用军佐制衡、设置行台布控、差遣使者督责及扣留人质防范七个方面。诸种举措虽非专门针对宗室,但对其确实产生了强力效用,在保证宗室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维护了秩序的稳定。     

乾隆皇帝用档案为多尔衮平反

多尔衮是清史中一位极富戏剧性的重要人物.顺治皇帝曾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却在他死后仅三个月就把他撤出庙享,罢黜爵位,没收生前财产,令继子归宗,之后又开除皇族宗室.一个时期以来,清宫戏盛行,孝庄文皇后改嫁多尔衮成为夺人眼球的情节.其实,多尔衮的一生是非功过,由清初讨论至盛清,到乾隆时期已有定论.笔者查阅了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的清朝皇族族谱——玉牒,玉牒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多尔衮从顺治朝被开除皇族宗室,到乾隆朝又恢复皇族宗室的原委及其是非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