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与现代政治文明

现代政治文明是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文明，是以正义、民主、权利为核心理念，以法治为栽体的政治文明。公共理性作为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应用，它独立于任何全整学说，保障了公民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构成宪法的理性基础，是公共权力应用的理性基础。因此，公共理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理性基础，政党政治也应该要有公共理性的向度。     

当代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和发展——以1949年以来宪法的变迁为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宪政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从共同纲领到宪法、从1954年宪法经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以及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的4次修正案的曲折发展。这一发展历程表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就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立宪法至上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此而言，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化的发展需要，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完善宪法的监督和实施体制等重大问题，都是我国宪政理论和宪法内容发展与完善的方向。     

西北农村问题的宪政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制度的推行以及村委会选举制度和农民选举权、受教育权等各项基本的宪法权利的实现情况均折射出宪政问题,都是当前最民众化和国情化的重大问题.宪政是以共和、民主、人权为要素,强调对国家权力规范的民主政治形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七成人口是农民的国家而言,在农村中渗透宪政理念,建立农民的公民权意识,在现行制度的推行中实现对农民基本的宪法权利的保护,是宪政理论的实践意义所在.本文在国内法学界对于宪政问题的关注的学术背景下,抓住国家西部开发和"三农"保障的政策热点,力图在宪政范围内给西北农民权利问题寻找一个宪法上的权源.     

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的关系探析

法治社会,是指以市场经济作为其活动空间的自治自律的市民主体通过契约,理性缔结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实现应有权利和利益的一种社会形态,法治社会与非法治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经济交往方式及其规范模式方面的差异。宪政国家是指为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免受政府及他人的侵蚀,通过并依据宪法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与规范的国家。法治社会是宪政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通过公法与私法适度渗透来实现良性互动,确立相辅相成的关系模式,正是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的互动构成了宪政。     

刑事法治的宪政基础

宪政的精义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刑法是被称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那么刑事法治首先就要依宪法而治,刑法的目的和精神也应是随着宪法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为其终极目标的。因此,刑事法治要以宪政作为它的基础。     

中国宪法的演变与宪政的曲折之路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与宪法和宪政相关的举动已经开始频繁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胡锦涛总书记发表关于宪法的重要讲话,并率全体政治局成员集体学习宪法。这使得宪政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曾出现过多次热潮,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历史教材始终没有明确突出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而教师则不应忽视之。10 0多年来,中国人对宪政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却与宪政一次次擦肩而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宪政之路的曲折历程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宪政与宪法…     

合法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合法性要求被统治者的首肯、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它与法律性质、有效性、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密切相关。对于任何政治统治而言,合法性都是有效执政的基本资源。合法性危机意味着失去被统治者的忠诚,它将带来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尽管其表现形式纷繁复杂,但在其背后有着诸多深层次的诱发原因。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大任务,而完善宪政则是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基本出路。     

以马克思主义宪政主义的视角看苏联改革失败原因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即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没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结果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变异,最终走向解体。     

论宪政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契合性

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审视,宪政与现代政治文明有着密切的发生学关联,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坚实基础和核心灵魂。离开宪政,现代政治文明就丧失其基本的依托平台,并失去其生命与价值。同时,宪政又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理性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的内在契合性。在现代社会,宪政是通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学问家和政治家。就学术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现代新儒家《文化宣言》的发起人．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从政治方面来看,他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旧政协代表,起草过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但长期以来,由于张君劢曾支持国民党内战,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战犯,人们对他学术一面,特别是1923的“人生观论战”研究较多,而对他的政治一面则很少涉及。实际上在当时他的政治活动比他的学术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