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上海内山书店在中日出版文化交流中的媒介性研究

上海内山书店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特殊的存在.从以日文为主的外文书籍进口到中文进步书籍的代售,中国知识分子从接受国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出版,内山书店完成了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中日左翼出版物的流通,对中国的左翼事业起到了支持作用.内山书店不仅出版各类期刊图书,还为推进中日文学译介、文学家交流和中日共同策划出版提供了资源与媒介.在中日关系波诡云谲的民国时期,架起了中日出版界的桥梁,为两国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文学史”中“左翼文学”的叙述变迁——“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现代“左翼文学”作为一种与政治密切联系的文学类型,其文学史上的历史评价并没有因为在时间长轴上拉开距离而愈见清晰,而是困于它与建国以来的当代文学交错混沌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种种非历史化的定性。“左翼文学”欲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反映到“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整体理念上,正是一条不断“逼进客观”的行走趋势。     

论左翼文艺运动的斗争性批评模式

左翼文艺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活动完全服从于政治斗争。重政治斗争的政治本质,决定了其文艺批评的政治极向性:非左即右、革命或反革命、胜利或者死的双向极反,造成了尖锐的斗争性批评模式,理论和创作批评动辄上纲上线。特殊政治历史环境中的左翼文艺运动有较大成就,其对于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不同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如果仍延续左翼文艺运动尖锐的斗争性批评模式,必然有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这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野里的左翼、先锋与人民性——方维保学术思想综述

文章对学者方维保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翼文学"与"先锋性"、"人民性"的关系的探讨作了探讨.     

试论左翼作家的精神品格及其文本的现代性

本文试从创作的主体———作家方向来谈论左翼文学的独到之处,左翼作家的精神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应该被严肃对待,认真思考。他们显然促进了文学及社会的发展,而左翼作家融注心血于其中的作品,以其风格的独特,意蕴的深刻及体悟的真切也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化。     

鲁迅和《前哨》

今年是“左联”成立五十周年,明年是“左联”五烈士牺牲五十周年.在这些不能忘却的纪念日里,我们自然地想起当年中国左冀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前哨》第一卷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这个纪念专号,即纪念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左冀作家和另一位左冀戏剧家联盟盟员宗晖.这是一份鲜血的记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为小说而生》：思想的表达方式——读佩里·安德森的《热带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热带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里,安德森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为小说而生》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水中鱼》这两部回忆录及他们的作者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显现出两位早期经历惊人相似的作家,在性格及以后的政治选择和对母国的情感态度上的区别。安德森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两位拉美文化名人的政治进行评价的,在比较中暗含了左翼理论家对现代性所持的反省与批判意识。可以看出,作为左翼思想家,安德森更认同的是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投靠。     

公共舆论的历史、现实与反思

舆论与话语霸权的争夺战 唐小兵:拙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出版后,有些朋友认为我描述的现代中国的舆论有很强的价值偏向,比较偏向于"星期论文"那样理性的、以学院为基础的,然后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公开表达,对于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激进的舆论形式缺乏"同情的理解".这种批评,以及当下公共舆论发展的态势,让我重新思考胡适、傅斯年代表的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舆论形式在当下中国遭逢的困境,而公共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问题也浮出水面.     

情感与理智之间——杜衡的游离性与徘徊性

现代文学史上,杜衡的处境极为尴尬,他常作为“第三种人”的代表被正统文学史视为“异类”、“边缘”与“他者”,但其文学活动与创作又曾极力热衷左翼文学;同时,新感觉派的诞生、发展、壮大直至消亡,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宛如这个流派文学观念的代言人。从现代文学史上有关“第三种人”以及“京海”论争可看出,其创作风格又不同于常用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反映现代上海的喧嚣生活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这就是杜衡在左翼文坛与新感觉派之间情感与理智上所表现的徘徊性与游离性。     

新感觉派作家与左翼文坛在文艺观上的差异

新感觉派作家曾一度接近左翼文坛,但两者在文学的本质、目的、功能、价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真实性等问题的认识上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就促使他们由接近逐渐走向了偏离乃至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