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的致辞（2005年9月20日）

今年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80华诞，我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非常高兴。因为一史馆是我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亲密的伙伴，关系密切，休戚与共；一史馆是我们编委会的依靠，是我们的坚强支柱。可以说没有一史馆的工作，我们编史工作也没有办法进行。自从清史工程启动以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力以赴，投入力量，支持编委会工作，聘请几十位专家和工作人员，紧张地整理档案、录入档案，提供清史工程使用。所以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领导和全体同志。     

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名单考补

自洪武四年（1371）开科取士后，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所取多后生少年”，于是便“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一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才举行了停罢后的首次会试，取中进士472名。但由于本科榜眼练子宁及进士黄子澄等在靖难之役中坚决站在建文帝一方，所以当明成祖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取帝位后，不但将练子宁、黄子澄等削籍置法，而且还下令毁坏了本科进士题名碑，从而造成《进士题名碑录》中许多进士缺名。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编纂《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时，     

论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

考察蒙元百余年的档案文献编纂，发现有若干值得注意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无论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对于总结和借鉴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丰富和充实中国古代档案编纂史的知识和理论，都是一份不可忽视的宝贵遗产。。但以往的发掘和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对其中几个特点进行分析，希望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中国古代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兼论孔子文献编纂的正面影响

在孔子文献编纂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编史修志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其主要者有:以史为鉴,详近略远,秉笔直书,博大精深,良史工文,爱国情怀。     

《中国藏书家通典》评介

由武汉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李玉安先生和武汉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馆长黄正雨先生通力合作编纂的《中国藏书家通典》一书，囊括了自商代以来到1949年以前出生的几乎所有的藏书家，从而为我国藏书界又增添了一部新的藏书人物工具书。     

论《元道藏》的编刊与庋藏

《元道藏》的编纂与刊刻是一件盛事，在《道藏》编纂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过程与全真道派密不可分。道观是《元道藏》的主要庋藏地。     

汉代文献的形制及其编纂特点

汉代文献在文字载体、书写和排列顺序等形制方面已基本定型。汉代已建立后世所遵循的以内容、主旨为基础的标立书名以及署名、结集的规范，但是先秦某些习惯也在延续。汉代著作方式众多，以注解、汇编为主。     

阅读、思考与写作——档案学教学与科研的体会

我是1982年起开始从事档案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学校为本科生讲授“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法学”等课程，为研究生讲授“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档案学文献研读”等课程。从教的25年时间里。出版著作12部，其中独著2部。二人合著1部，主编3部，副主编2部，参编4部。代表性著作有《档案编纂学》、《档案法学基础》。在全国档案学专业期刊上发表独立完成的论文100余篇，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     

《清官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出版

本刊讯 《清官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编纂，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期55册，已于2005年10月出版。     

引得说

洪业（1893-1980），近代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索引学家，近代“索引运动”的主将。《引得说》一书，是他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及《汉学引得丛刊》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总结，也是我国索引学研究初创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中国索引学会2005年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国近代索引研究的开山之作——（引得说）》（见本刊2005第4期），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本刊特分期选登《引得说》，以飨读者。 我国索引学在上世纪曾有过辉煌的成就，重读经典。愿能激励广大索引工作者开创新世纪索引事业的新局面，勇攀数字时代索引学的新高峰。[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