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孟子“仁政”思想对当代实际的启示

“仁政”思想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仁政思想是对孔子“德治”“重民”思想的发展;孟子的仁政思想以“性善论”为前提,主张“人性本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认为,教育是实行“仁政”的重要手段;孟子“仁政”思想的目的是为民。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浅析

本文从共时性研究的角度,初步梳理了中国传统管理理论各学派理论演化逻辑及其内在关联,指出：传统中国管理思想体系本身,是一个由多种管理学派构成的＂管理理论丛林＂系统,各学派在管理目标、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谱系,各学派既各有特色,又具有相对共性,共同形成了东方管理理论的鲜明实践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实践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为政以德：儒家“仁政”的思想要义

“仁政”是儒家关于如何为政的集中表述,其思想要义是“为政以德”。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德主刑辅”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价值立场,体现了儒家政治治理中以道德引导民众的价值取向;其二,“义利之辨”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利益考量,代表着儒家对于政治生活中道义与利益关系的思考;其三,“推恩及民”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实践法则,旨在探索实施仁政的理想模式。儒家“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对于当今社会治国理政仍具有重要意义,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念指导下,儒家“仁政”思想将会发生更大的作用。     

宽猛相济恩威并施——古代德治法治摭拾

法治与德治,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天然地具有互补性。德治的基本功能在于劝善,法治的基本功能用以惩恶。二者各有优长,也各有缺憾。其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规范着人们行为,共同贡献于人类文明。正确的治国安邦之道,应该崇德重法,法举德张,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然而古代儒家法家,却各执一偏;法家尤为极端,他们完全排斥德治。事实上,德治法治之互融共建,为历代帝王孜孜以求。早在上古,跋涉探寻之旅已然肇始。溯圣贤治国之历史,寻虞舜安邦之履迹,乃知大舜践位以来,尚德而外,亦重法治。故曰：舜首开“德治与法治结合”先河,功不可没;其成功创立“国家”体制,予继踵者以无尽教益。     

从两道策问看权德舆轻徭薄赋生人安民的君政思想

权德舆三掌贡举,擢进士"七十有二",选拔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精英,为中唐网罗人才、奖励贤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颇受时人的仰慕与推崇。他在贞元十八年进士策问中,从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出发,观古酌今,阐述了"人为邦本,食为人天"的道理,反映出权德舆轻徭薄赋、生人安民的为君为政思想。     

德治与法治的伦理溯源——以先秦与古希腊时期为中心

德治与法治是当代社会治理的两种模式。德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机制，成为社会治理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德治是依据道德，唤醒人内心的良知，其作用机制是人的自律性。法治是依据制度，监督人们的行为，其作用机制是制度的他律性。两种社会治理方略，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形成的轴心期，德治与法治的萌芽就出现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期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两种治理模式都是以人之德性为根基的善治模式。德治的思想萌芽始自于《尚书》中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及先秦的孔子之德政与孟子之仁政之中。法治思想开端于先秦儒家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思想以及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法治思想。     

儒家孝道：中国共产党德治理念的传统智慧启发

“孝”是传统儒家仁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顺乎人情的自然性特点使得孝道成为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的普遍性要求，仍然是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性质宗旨，从思想、情感、目标三个层面对儒家孝道进行现代转化，通过坚守为政以德的道德底线、胸怀人民至上的执政情怀、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立场，彰显着君子孝亲的主体底蕴，积极落实到治国理政的方略和制度设计当中。     

论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及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建立法治国家既要吸取现代法治文明的理念和模式，又要吸取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主张人性恶，强调后天的礼法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主张发挥礼教的作用，力主礼主刑辅，倡导德治和法治的结合，能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启示。法治国家建设要立足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和法治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