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慷慨悲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境界

从燕赵“慷慨悲歌”精神的出现,到被广泛认同,乃至成为燕赵地域的文化符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在这个积淀过程中,燕赵“慷慨悲歌”精神的文化特征日益凸显,内涵不断丰富、清晰、明确,集中体现在“义、气、勇、刚、直、信、廉、耻”等范畴中,形成以“义”为核心,统领“气、勇、刚、直、信、廉、耻”等德目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同时,“慷慨悲歌”的文化精神也经历了一个生命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由低到高依次为：草莽境界（自然境界）、侠客境界（功利境界）、义士境界（道德境界）、圣贤境界（天地境界）。这是一个由混沌的本能状态,到为己利,再到为义,最后由侠义入圣贤的过程,经过极具燕赵文化特色的四个阶段的提升,实现了“慷慨悲歌”精神的升华。     

浅析曹操《短歌行》

诗歌开篇,曹操便慷慨悲歌,直抒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面对轻歌曼舞,佳乐妙音,本应极度欢娱,然而,曹操却难以释怀时光流逝带来的心理压抑情结。这不仅仅是两千年以前的曹操的感慨,同时更是每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对人生苦短的真实感悟。所以，他表达的实则是一种人的共有的情感认识，因而，古往今来，当人们或得意、或失意，或昂扬、或沮丧，或升迁、或沉沦之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便成了人们抒发心志的载体。     

邢台文学的文化意识探析

段连庄、岳先生、李宝玉以及其它类似的文学形象,不仅打着社会的、历史的烙印,更凝聚着丰富的文化意蕴。邢台文学特有的文化意识主要体现在以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尧文化、悬壶济世的扁鹊医药文化、任侠尚义的慷慨悲歌情结以及纯真质朴的乡村情结等四方面。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文化

义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与“和”精神与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精神相互融合的产物。义和文化与义和团运动密不可分，但二者绝非同一概念。义和文化和辛亥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所形成的文化现象性质是类似的。它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近百年来在我国北方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一部分。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地域文化。     

慷慨悲歌风格的形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燕文化以慷慨悲歌著称于世,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慷慨悲歌精神风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燕地气候、地理条件以及战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燕地地理位置是慷慨悲歌形成的重要因素。民族融合、燕地经常不断的战争对慷慨悲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侠士以及由此形成的侠义之风是慷慨悲歌形成的最终因素。     

论燕赵诗风

燕赵诗歌是《诗·国风》和汉乐府所开拓的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伸张正义、锄恶扶弱的豪侠精神,抗敌御侮,建立和平、开明、统一之国家的政治理想,是燕赵诗风的最突出的主旋律,"慷慨悲歌"堪称燕赵诗风独特的格调;其语言风格刚健遒劲,简洁明快。     

元代真定杂剧作家群的地域文化品格研究

真定地区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真定杂剧作家群体在杂剧作品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所讲述的传奇故事鲜明地体现了真定地区“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品格,这种“慷慨悲歌”之气不是逞匹夫之勇的强悍,而是饱含激昂的浩然正气。杂剧作品大多体现不畏强权、扶危济困的高尚品质,展现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展现了真定作家群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的作品尚侠义而扶危济困,尚勇气而不畏权贵,散发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在中国杂剧史上留下了属于真定的绚丽篇章。     

荆轲刺秦失败的必然性浅析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诀别时荆轲的慷慨悲歌千百年来激励了不少仁人志士为了正义的事业义无反顾、奋勇前行。然而,认真翻阅《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荆轲的内容以及《战国策燕策三》不难发现,荆轲刺杀秦王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失败是必然的。下面,笔者仅就荆轲本身的缺陷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忧国伤时，慷慨悲歌——杜甫《登高》赏读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在青年时代也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经历和"致君尧舜"的理想抱负,但他一生穷愁潦倒,遭遇坎坷,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下层民众的疾苦,因此他的诗歌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眷顾祖国、同情民众、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     

析赵国多慷慨悲歌者的背后

透过赵国多慷慨悲歌者的背后,通过对＂赵国的生存环境及其影响、狂热与盲目的尚武之风、尚武引发的乱政与诚信危机、缺乏建立健全的法律体制＂等四个方面的分析,探讨尚武对赵国的致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