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时代——中国政商关系三十年

丛林最大的特点,就是规则的缺失,这既赋予了狼群极大的红利空间,也同样造成了极大的风险——没有任何一头狼是绝对安全的。乐观地看,这种不安全感,或许正是推动规则完善的最大压力与动力。只是,如何将这种压力与动力转换出来呢?这正是下一轮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所在。过去一年多来,中央政府着力于简政放权,大力削减行政审批,强调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推行企业投资和政府行政的负面清单,从政商关系角度看,就是为了划定清晰的政商边界,进而塑造新型的政商关系。     

浅析普京时代政商关系内在特点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商关系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和政治演进的主要力量。其实质是俄罗斯财阀与政权之间围绕“钱”、“权”两字所做的交易与斗争。尤其在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国内外围绕着普京时代的政商关系问题产生了广泛的议论,主要集中于俄式政商关系的特质及发展趋势。普京执政期间,大大改变了叶利钦时代对商人的态度,使俄罗斯按着俄式国家-私人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应当说,在普京的执政期间这种加大国家干预的做法无疑对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推动了俄罗斯经济的转型。     

邹云光:弘扬浙商传统 聚力创新发展

著名地产商冯仑说:商会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结乡谊,第二件事是谋财,第三件事是沟通政商。作为"市场经济的三大基石之一"的商会已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缔造享誉全球的商帮2015年8月29日,大连浙江商会在大连君悦酒店举行了换届大会。被誉为"纽扣大王"的大连新天百有限公司"掌门人"邹云光几乎以全票当选为新一任会长。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内涵、特征与路径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政商关系的重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了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入手,分析其特点,并从政府、企业、政商沟通机制,反腐联动机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优化路径,希望对"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有所借鉴。     

基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政府事务代表"模式建构

文章基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杭州市向百名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实例进行考究,通过关联性论证、问题考察,从而提出基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政府事务代表”模式的建构路径。     

从“父子”式命令服从到“父子”式谈判

"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之前,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是相对简单的。建国后,中国集全国之力推进工业化,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到绝对的主导地位。"商"方面,除了"国营企业"之外,就是"集体企业",政府对所有经济部门下达指标、提供生产资料,实行统收统支。在这期间,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出现过两次以放权为标志的改革尝试。第一次是1958年的"体制下放",一些中央部属企业被下放给地方,但次年为了应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境而被收回。第二次是1970年的再度"下放",工业、交通等主要"条条"上的2600多家央企及事业单位,连同其财权、     

政商关系

改革35年,从1984年的"公司元年"开始算,也有30年的历史,中国的政商关系,却依然停留在丛林时代,直接表现为反腐败的形势极其严峻。其实,在腐败与反腐败的拉锯战背后,是"政治制度化"的缺位在政商关系中的体现,正如亨廷顿所言:"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丛林"最大的特点,就是规则的缺失,这既赋予了"狼群"极大的红利空间,也同样造成了极大的风险——没有任何一头狼是绝对安全的。     

企业家地位认同与家族企业研发投资

文章以第七至十一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地位认同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研发投资,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依赖于维系性政商成本和政治纽带而发生变化。研究发现：（1）随着企业家地位认同感的增强,家族企业会强化其研发投资行为;（2）维系性政商成本越高,企业家地位认同与家族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关系更显著;（3）在缺乏政治纽带的企业家群体中,企业家地位认同对家族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从理论前沿角度对“企业家个体意志”到“企业研发行为”的主导逻辑给出了新的描述,丰富了企业家地位认同问题的相关研究。     

马来西亚社会重组与现代化

马来西亚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形成为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马、华、印三大种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呈现巨大的差异,阶级与种族特征高度同构。独立前夕,联盟党内的妥协确认了各种族所享有的权利,种族分裂社会在和平的状态下得以暂时延续。新经济政策从马来人优先出发,以工业化带动社会重组。但过分偏重于某一种族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对马来西亚的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