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政治权利发展特点与启示

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政治权利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60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的历程,集中展现了公民政治权利“变”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公民政治权利的意识转变、主体矫变、内容衍变以及实践方式巨变,透视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公民政治权利诉求。     

政治权利意识的关系理论探究

公民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以及在政治上表达个人见解和意见的权利”。而权利意识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认方式,它确证了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推动着西方社会的复兴,不仅于此,在制度层面上,政治权利是公民社会与现代宪政制度的价值基础与基本元素。本文通过权利意识与西方现代性启蒙的价值关系;与公民意识、宪政体制的历史关系;与当代政治文明的关系的探究,对于构建东方国家政治文明以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具有重要启示。     

《政治生活》教学实效性管见

新教材使用以来,很多教师都在教材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思考与实践,但是在《政治生活》的教学实践中,教学实效性不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很多教师。因此,我们从本期开始约请《政治生活》教材主编吴少荣老师、教材编者董晨老师,采取分单元的形式,和大家一起探讨《政治生活》的教学实效性问题,希望能对大家的教学实践有所帮助。     

官煤勾结第一案

一个小小的县煤炭局长，在不到5年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疯狂敛财达430余万元。最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贵州省遵义县原煤炭管理局局长赵大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为贵州这起“官煤勾结”大案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论我国人权的保障与死刑的保留

死刑是一种最古老、最久远的刑罚。随着人类社会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世界上已有近110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或者实际上不执行死刑。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司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但同时提出了保留意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仍坚持保留死刑。我国的做法是否会出现人权保障与死刑保留的相互矛盾？我国死刑的保留是否具有其必要性？本文拟从人权保障和刑法学的角度对死刑保留进行探讨，说明在我国保留死刑正是为了有效保障我国公民的人权，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需要。我国保留死刑的适用，与国际人权公约及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读者来信

“ 廉工作,变为重点监督驻在部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奥运会。 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派驻机 它对国民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 的干部管理,由现行的驻在部 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如 管理为主,变为干部的提名、 果把几千亿资金用于教育,其产生 ”察、任免、考核、招录主要由省 的效益将远远大于投资体育。 委省、监察厅负责。 　　　　　　　　　　　　 　新浪网评 …     

我的“公民”观

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是一个公民时代而非臣民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而非臣民社会，现代人格是一种公民人格而非臣民人格。使人成为公民的，不仅仅是这个人的国籍．更是这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在现代社会．公民是人的各种身份的最大公约数，是各种政治主体的最大公约数，是各种社会人格的最大公约数。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

本文着重阐述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革。     

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与政党政治

一、当代中国公民的平等权与政党政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一大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赋予我国各民主党派享有与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平等的权利。这是当代中国公民的平等权在政党政治中的充分体现。     

从流动农民的视角看公共产品的供给--皖、川、鄂三省问卷调查

无论是在乡的农民还是流动的农民,他们的需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农民需求相对于公共产品供给总体上处于一种“饥饿”状态。然而不同的是,在乡农民的需求仅仅是参照政府(甚或包括市场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而言的,更主要的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在城务工农民的需求除了参照政府(和企业)的公共产品供给而外,他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除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之外,还增加了这些流动农民在与城市居民比较中所强烈感受的不平等待遇问题;这个不平等待遇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需求是否满足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话,将会危及政府合法性,引致新的治理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