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与胡适的舆论交锋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7月5日,胡适回国抵达上海,7月29日回到北平,9月20日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回国,在知识分子中、在中共方面引起一些反响.胡绳于1946年8月发表<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为欢迎胡适先生回国而作>.文章认为,胡适是一个"有贡献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是一个"历史上有功绩,而又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学者","在人民心上总是能保持受尊敬的地位的".     

鄢烈山，杂文改变的人生

对于鄢烈山的评价,2004年的<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在将其评定为"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有过这样的定义:"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功."     

知识分子介入大众媒介的两面观

引言关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视角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和划分。鉴于“知识分子”概念界定的多样性、模糊性,以及当下中国的独特语境,本文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一定的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具有公共关怀和济世精神、从事知识的创造和传承的人,各行业的专家学者正是其主体。由于知识分子界定的多义性,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应该保持怎样的一种关系,也是众说纷纭。如美国有学者认为趋向于电子大众媒介的知识分子是逃避公共责任的“个体知识分子”;而早期法国话语对知识分子退出媒体却提出质疑。①在当今中国,如何看待…     

"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

大众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认为布氏“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二者之间的全部关联现象。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节目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并简略分析了各类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指出，一味地批判并不代表公允，正确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和“节目专家”，应从道德上鼓励，制度上保障。对于“传媒知识分子”，则应提倡学者及传媒自律，并从法律上保障相关制度的健全。     

"公共领域"在传媒时代存在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中率先提出的。哈贝马斯本人对于“公共领域”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原因是他认为在泛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趋于瓦解。本文从具体的时代背景出发，试图论证在泛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会趋向瓦解。     

“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记八路军流动工作团

"八一式步马枪"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我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科技人才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     

思想迷惘的赫索格——美国6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缩影

通过分析《赫索格》的写作背景和主人公赫索格的书信,体现赫索格的思想迷惘,挖掘他内心的困惑、愤懑以及如何度过这种危机,从而说明了赫索格是美国6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缩影。     

火烧晨报馆事件

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20世纪上半叶集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十月革命以后，对苏俄革命民粹主义式的想往；第二次是30年代，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在这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模式的讨论时断时续。     

“西安事变”中的知识分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     

人文精神是新闻评论的灵魂

有人说,新闻评论是大众传媒的旗帜和灵魂,那么,新闻评论的灵魂又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从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