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五世"欧洲霸权计划"与德国的宗教改革

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血统的查理五世同样继承了这个家族称霸欧洲的野心。在德国宗教改革之时,查理五世成为德国皇帝。拥有广袤领土的查理五世无心关注德国内部事务,而是觊觎欧洲。在对外战争取得胜利后,又试图结束德国的分裂局面。查理五世这种一统宇内的思想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德国的宗教改革。     

两个浮士德的比较研究

西方文学里有两个浮士德.马洛塑造的浮士德在要惧怕神的时代反叛神权,与严厉的新教意识形态斗争.他用伊壁鸠鲁的唯物论作武器,解构神学话语权力.他对知识不可抑制的渴望驱使他拆解自然的秘密,获取认识自然,驾驭自然力的知识.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原罪和人性堕落的表露.他的求知欲望和行动象征着孕育科学的最后一刻.在弱化了的新教意识形态语境中,歌德的浮士德无保留地发挥权力意志,张扬人性,抛弃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探索人的潜力极限.两个浮士德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因追求知识受惩罚,是传统意义上的悲剧人物;后者追求认知--包容一切的最高时刻,体现了对个人伟大的新自豪.他是不是悲剧的悲剧人物.     

期刊历史知识

1．境外传教士所办第一份中文期刊 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连共同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察世俗”可能是英文“Chinese”的译音，“每月”即日刊，“统记传”即杂志的意思；该刊每期五至七页，约2000字，     

对外汉语教师海外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为例

在赴海外完成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中,如何在异文化氛围中处理与当地文化的关系、如何亲和而有效地进行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是海外对外汉语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梳理利玛窦在华传教的过程,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为今日对外汉语教师海外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理雅各传教士身份与翻译家身份的交叉性解析

传教士翻译家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的翻译实践中找寻中国宗教的神圣性。他在阐释中国经典时采取的不同策略显示了译者作为翻译家兼传教士双重身份的交叉性。译本中频频出现＂直译加注＂的现象向我们表明了一位学者型翻译家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而本着对传教事业的忠诚,也为了让他的译本读者能较好地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要时诉诸于＂心灵沟通＂翻译法也是他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的明智选择。     

平民教育“传教士”晏阳初

中国古代乡村生活，无论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自然恬净，还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生意盎然，总是被反复描绘成“风吹花落，落花风又吹起”的田园牧歌式景致，而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也不断在水气氤氲的宣纸上，渲染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难以尽言的乡村生活的无限情丝。     

湖南教会学校演变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以后,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基督教传教士涌人中国各地开展传教活动.在遭到种种抵制之后,传教士们选择了创办学校作为入侵中国的突破口,湖南教会学校应运而生.甲午战后湖南人民的求变心理为传教士在湘办学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大开，西方传教士尾随列强军队也大量涌入中国，他们也纷纷效仿以前利玛窦等人的做法，通过宣传西方科学知识逐渐渗透传播基督教义。传教士本来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但他们在传教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介绍或传播中西化使的角色，以至于当我们历史地考察中国近现代化史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传教士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时，不能忽视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他们在华创立教会大学图书馆、藏书楼，引入西方教育模式、技术方法，传播西方图书馆管理理念。他们从事的图书活动是中国近现代图书事业的一部分，对促进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近现代化史和图书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段]     

略论慕拉第的贡献

蓬莱地处山东半岛北端,是登州（1376-1913年）府治所在地,素以“海市蜃楼”、“人间仙境”著称于世。曾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1858年6月中法、中英、中美签订的《天津条约》增开登州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改为烟台,随即传教士便登陆蓬莱聚居,办学传教。1873年9月1日,慕拉第女士被美国浸信会派到蓬莱,成为美国基督教组织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女性传教士。     

中西初识时期的思想文化互动——读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一书,为我们考察明、清两代中西初识时期两大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又具体入微的双向视角。对中西交流史研究、西方汉学史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乃至＂国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