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路桥修造的组织管理与资金来源

明代路桥修造从制度层面来看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但实际上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可以组织和参与路桥修造工作,修造经费也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总体上看,明代路桥修追具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时,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明代的交通事业蓬勃发展,但也造成了道路桥梁所有权的模糊性,使得一些道路桥梁成为牟利的工具。     

明代吏部尚书考论

《明史·七卿年表》详细记载了洪武十三年以后吏部尚书任、去职的年月始末与结局,所载吏部尚书几乎臻于完备。综合可考的史料,尽可能准确、详备地对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二年的吏部尚书进行一番梳理后补订的此十二年间的明代吏部尚书表是对《明史·七卿年表》的补充与完善。对几种吏部尚书表进行必要的整理分析,结果表明:在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之中,吏部尚书的任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明代吏部尚书由于受到皇权、阁权和宦权的挤压,导致在整个中央体制中的影响十分有限。     

明代澳门葡人商业活动与粤澳的发展

明代由于日方对于中国货物之需求,存在中日贸易的必要。但倭乱与海禁,使得双方贸易日衰。此时,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作为中日尤其广州长崎贸易之中介,将葡人的国际贸易推向高峰。而广东、澳门也因此联系密切,客观上促进了发展。文章旨就明代海外贸易中葡商的活动及其对粤澳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     

明代临淮郭氏家族若干史实辨正

明代临淮武定侯郭氏与徐氏、沐氏并称明朝三家铁帽公侯之族,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由于郭氏家族卷入胡蓝之狱、靖难之役两次政治大事变,以及家族内部发生长期的袭爵之争,加上武定侯郭勋瘐死狱中等复杂情形,^①史籍关于郭氏家族史实的记载语多不详,真伪并存。本文就临淮郭氏家族中的巩昌侯郭兴、武定侯郭英子嗣名,郭玹袭爵,武定侯郭勋生卒年岁、加太保等基本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以廓清历史事实。     

明代的医户与医籍

明代户籍中的医籍是一个双元概念,分指医户与太医院籍两种性质迥异的户籍.医户主要由元代遗留医户、佥拨、赐籍三部分构成.入明后不久,医户丧失经济特权,与民户一体当差,不再有职业上的限定.医户也随之民籍化,成为民籍的二级户籍.医户的演变过程,说明配户当差制并不是明代一以贯之的户籍政策.太医院籍来源十分复杂,主要有访保与祖父世...     

文萃

郭沫若巧改祝寿诗 　　剧作家于伶早年虽系北京大学法学院俄文法政系出身,但对戏剧、电影却有过人的天赋和勤奋.50年代末,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剧本拍摄传记故事片<聂耳>,轰动了国内外. 　　抗日战争期间,于伶坚守在上海"孤岛",组建"上海剧艺社",公演大量的抗敌戏剧和世界名剧<花溅泪><夜上海><杏花春雨江南><长夜行><大明英烈传>等等.<长夜行>反映上海沦陷前后,爱国文人与敌伪的斗争和社会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大明英烈传>以明代采石矶大战为背景,借古喻今,激励国人抗日的勇气和信心;<夜上海>后经改编还被拍成电影.……     

明代六经论的历史变迁及其学术意义

本文以明代文学中的六经论为切入点,分析六经论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包孕的意义.明初,六经论具有因心以求经的特点,追求人心与天地的内在平衡.台阁文学时期,力图统合理学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更强调六经的政教性质.前七子以对史传文学的强调指斥六经诸儒之言,后七子用理事论否定六经在文学中的作用,共同将六经悬置起来.王阳明创为心学,直接导致"糟粕六经"风尚的出现,本色论成为明代六经论的新论述.文法论则用文学的方式解经习经.     

明代博学思潮发生论

明代"博杂"之学术特色根源于当时的博学思潮,而博学思潮之所以在明代发生又绝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思想文化渊源、科举制度和明代的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其中,学术传统中的博学思想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明代的科举制度和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在为空疏不学之风的滋长提供条件和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准备了批判、反思的目标和对象,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以及学者群体上的保障,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促成博学思潮在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常伦交游考

常伦是明代中期一位极富个性特点的山西文学家。通过查考,发现与常伦交游的人员大致可分为六类:进士同年,山西籍非进士同年官宦,外籍非进士同年官宦,沁水未仕文人,邻县隐逸文人,常伦的亲戚。其中,可以查考生平经历的交游人员主要有:南大吉、王溱、刘成德、韩邦奇、马汝骥、党承志、叶天球、李镔、李瀚、蔡震等十人。常伦交游对象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交游对象的地域分布较为集中,交游对象的层级相对较低,交游官宦的品行均为正直尚节之人,交游的个别文人崇尚隐逸之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