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高丽扇、纸、墨输人中国考

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在渊源流长的中韩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对韩国产生了明显而又深远的影响。同时,韩国文化也有所反馈。宋时高丽物品的输入,就是其表征之一。宋代高丽与中原交流频繁,高丽物品通过朝贡、使节互访及民间贸易等途径大量输入中国。     

明代中琉封贡关系的调适倾向——以琉人来贡中的违纪事件为视角

自洪武五年杨载诏谕琉球"归附"以来,终明一代中琉两国都保持着封贡关系.但在两国藩属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种调适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成化年间琉球贡期的改变与确定,尽管琉球多次请求保持一岁一贡的"定例",但都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造成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便是琉人来贡期间的违法乱纪行为,由此导致的琉球贡期改变的结果不仅削弱...     

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

明代会同馆在明代朝贡贸易较为兴盛的前朝、中期分别由兵部及兵部和礼部掌管。会同馆对于贡使从吃、喝、穿、住到看病、交易等方面给予照顾，以体现天朝大国“怀柔远人”，其目的是彼此相安。同有朝统治者也对海外诸国朝贡贸易作出了限制，采取封闭自守政策，从而刀碍了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     

论"闽人三十六姓"在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的特殊性——东亚朝贡体制下的海外移民个案分析

“闽人三十六姓”,是明朝政府赐给琉球以发展该国与中国的朝贡贸易的移民。与同时期同属于中国朝贡体制下的东南亚国家的其他海外移民相比较,这支移民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他们是明朝的政治移民,人数不多,最初仅为“三十六姓”,且明代“三十六姓”在琉球的发展,曾一度出现凋零,以致于后来有万历“再赐”和琉球国王“补姓”之举。尽管如此,他们在琉球的特殊地位与深远影响却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往往身居高位,有担任权倾朝野的国相,有担任举足轻重的法司官,相当多的人都获得爵位,担任紫金大夫、正议大夫等官职的人比比皆是,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中,他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移民的身分、构成、在居留国的地位与影响都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意义,是以往华人华侨史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     

略述契丹、奚、地豆于、室韦等古族与北朝的朝贡关系

本文论述了契丹、奚、室韦等北方少数民族在南北朝时期与北朝之间的封贡关系,旨在对维系此种封贡关系的基础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殖民时代南洋发生的两次排华事件

当西方国家对南洋实行殖民统治时,中国对南洋仍然沿袭传统的政策,甚至对南洋发生严重排华事件时,并没有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保护侨民利益。这里列举《海国图志》中的两次排华事件,以此来研究鸦片战争之前的几百年间中西在南洋的对抗与融合。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正>按照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说法,朝贡关系体制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且还是近代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国古代朝贡     

试析五口通商大臣体制的制度缺陷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传统外交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国家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传统的朝贡管理机构礼部和理藩院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形势。清政府对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体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创设了专门针对西方国家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体制。由皇帝任命并被派驻广州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和通商事务。     

明代登州与朝鲜海上贡道考

自明朝建国,高丽、朝鲜和明朝就一直保持着朝贡关系,朝鲜成为赴明最频繁的藩属国。中朝往来的海道路线是有规定的,而由于双方政治局势的变化,双方往来的路线有过几次变动。明初,由于纳哈出控制东北,朝天使进京的陆路被阻断,故洪武时期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朝鲜使臣取道辽东,渡渤海,由登州登陆朝贡南京。永乐迁都后,由于明朝已经掌控住东北,并且走陆路进京比较快,而且亦比海路的安全性要高,此后过山海关、广宁进入北京。天启年间,由于后金占领辽东,朝天使赴北京的陆路又被断绝,此后自朝出发经海路至登州,经山东境内青州、莱州等地入北京,这条路线一直延续至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