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学思维创新

本文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探索档案学的思维创新的规律。     

档案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进展,然而这种前进的步伐颇为艰难,人们对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并不十分满意,各种批评之声诸如说它是"经验科学"、"馆内科学"、"理论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等不绝于耳,诚然各种批评中不乏偏见和偏激之词,但档案学研究自身的缺陷也是需要反思和正视的.     

图书馆生态学分析视角

方兴未艾的生态哲学与图书馆生态学的诞生，为人们研究和探讨图书馆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新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本文不是要对图书馆活动和现象作具体分析，而旨在探讨用生态学来透视图书馆活动和现象的范式或图式是什么？研究认为，这些范式或图式应该是：主体与环境，遗传与变异，均衡与失调，共生与竞争。认识和理解这些范畴的含义对深入探讨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阅读、思考与写作——档案学教学与科研的体会

我是1982年起开始从事档案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学校为本科生讲授“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法学”等课程，为研究生讲授“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档案学文献研读”等课程。从教的25年时间里。出版著作12部，其中独著2部。二人合著1部，主编3部，副主编2部，参编4部。代表性著作有《档案编纂学》、《档案法学基础》。在全国档案学专业期刊上发表独立完成的论文100余篇，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     

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

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浅析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的哲学思想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作为档案学的经典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谢伦伯格的主要档案学思想和理论。这些理论至今仍为档案界所接受、推崇和运用，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的产生能密切联系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作为一个档案理论研究家和实践家，谢伦伯格曾经并将继续影响数代档案工作者。本文另辟蹊径，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谢伦伯格的思想和理论。     

锐意改革 顺势前行——苏州大学档案学专业发展模式探索

近年来，力度逐步加大的高等教育改革和迅速发展的社会外部环境给性质、基础不一的专业带来了不同的冲击。这种“市场化”导向，对档案学专业的冲击很大。受行业规模的限制和档案从业者社会待遇的影响，现有高校的档案学专业在与强势专业的竞争中普遍面临就业“出口”难，招生“进口”更难的尴尬境地。经过上世纪末缩减调整后，现存的全国档案院校均面临第二轮的调整、改造。“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在整体上已经从最初的在‘生存中求发展’，进入到在‘发展中求生存’的发展阶段”。     

学习曾三的档案学思想

2006年7月20日，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的领导人曾三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与缅怀这位档案界前辈对于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奠基与建设所立下的不朽之功，本刊组织了“纪念曾三同志诞辰100周年”一组文章。[编者按]     

关于国家档案全宗探讨之我见

国家档案全宗是我国全宗理论及档案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有较高评价，如1988年出版的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学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册》都有重要论述。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对国家档案全宗探讨中存在种种歧义，具体表现在：国家档案全宗的层次结构论；国家档案全宗概念的过时论；国家档案全宗概念的虚实论；国家档案全宗概念的发展和完善论。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做出如下冒昧的分析与阐述。     

文件中心中庸论

我国档案学界对件中心在我国可行性的论证已持续了十几个春秋，但目前仍无定论，不过大体上形成了三种论调：支持论、反对论和综合以上观点的“中庸论”。而“中庸论”往往因其观点的中和性而被称为“两面派”。但中庸之道，若能扬长抑短，择之非过。笔所持的也正是“中庸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