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权的外部配置——以司法权力结构的平衡为视角

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权的外部配置成为司法职权配置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实现检察权外部配置的最优结果,可以通过加强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监督、相对强化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适当调整人大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改变现有的权力制约模式、建立新型的权力结构,从而形成司法权力结构的一种平衡状态。     

论我国检察权的法律性质

文章概述了学界关于检察权性质的行政权说、司法权说、混合说及法律监督权说,对这四种学说的研究进路进行了理论批判,然后在三权分立模式下对检察权性质进行了总结反思,最后在中国的宪政体制下对检察权的性质进行一种探索性的学理解释,并回应了这种研究路径可能引致的质疑和批判,指出了法律监督权说的理论纰漏,认为我国检察权实为一种新型的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存的国家权力。我国检察权具有法律监督的功能,但不应定位为法律监督权。     

法治视野下的我国检察权合理定位

关于中国检察权属性的定位,目前存在多种学术观点。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制度的作用日益凸显,检察权的定位更需要明确。从我国的宪政结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等具体国情来考察,法治视野下的我国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检察权可以分解多项权力,其中,侦查权与公诉权是两项至为重要的检察权,也是法律监督的重要体现。     

“双驱”管控的理性思考--以检察长和检委会权力运行为视角

检察权运行的“双驱”机制，构成检察制度的中国表达。“双驱”呈现不同的运行特征。“双驱”偏轨，具有历史、制度、观念和技术4个方面的原因。在现有制度框架提供的运作空间下，修复“自控式”管控，强化“制约式”管控，完善“外力式”管控，才能达到法治的正向彼岸。     

行政权检察监督的基点探析

我国宪法对国家政治权力配置的顶层设计蕴含着检察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深厚法理,但因缺乏具体法律层面的配套衔接规定,致使宪法的相关条款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当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以民事行政执行监督,特别是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基点构建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体系提供了契机。     

论我国检察权的职权配置

我国的检察权配置受到分权制衡理论、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以及我国检警相对分离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权配置现状.现阶段我国的检察权配置存在检察权的行政性比较明显、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的定位是否准确等一系列问题.检察权的未来改革应当对检察权进行去行政化,并且应当削弱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的属性,将监督权的权能回归人民代表大会,净化检察权的司法权性质.     

论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将检察权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已基本成为学界主流的观点,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法律监督的含义还存在一些误解,需要进一步阐明。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政治定位,检察权的宪法定性和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是两个紧密相联而又不完全一致的问题,解决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上存在的问题,必须处理好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审判监督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督方式包括与诉讼相关的监督和与诉讼无关的行为的监督,审判独立和检察监督两大原则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实现二者的关系协调既要保证审判独立性和权威性,又要实现检察监督的法定性和实效性。     

检察权科学配置问题研究

检察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法律为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提供了许多保障措施,使检察权在追诉犯罪、惩治腐败、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检察权的配置还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而且制约了检察机关的发展。通过改革,完善检察权,使检察权配置更加科学合理,保障检察权充分而有效地行使,是检察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检察机关应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必须自觉接受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这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重要支柱,也是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根本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