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江南旅游的兴盛及其经济效应

民国江南旅游的兴盛繁荣,表现在观光旅游、宗教旅游、会议旅游、考察学习旅游、徒步旅游、骑车旅游、出境游、入境游等方面,有效地加快了江南地区城市近代化的步伐,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     

近百年郑孝胥诗歌研究述评

郑孝胥诗歌研究始于清末民初,近百年来经历了兴盛、衰落、复兴三个时期。1894年郑孝胥入张之洞幕府,其诗始受关注;陈衍、柳亚子等新旧诗派的论争,汪辟疆等人的评点使郑诗研究出现兴盛。郑氏亲日后,对其诗之研究走向衰落。980年以来郑诗研究出现了复兴,但对郑氏诗歌的价值、影响、诗风变化等问题的深究还有待进一步地拓展。     

民国时期政府对大学研究院所的补助政策及其特点

1934-1949年,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学研究院所的补助政策主要是对其基础设施、学术研究、研究生奖助金和津贴等几个方面的补助。分析其时政府对大学研究院所的经费资助政策,可以探究政府对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规模、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馀习庵九嶷归棹诗札手迹（二）

吕芳文先生所珍藏的徐桢立致王啸蘇书札、词作，为民国间学者切磋往还论学之真迹。徐桢立（1890-1952），民国时期湖南著名学者、书画家、词人，字庚甫，号绍周，又号馀习居士、树钧六子，曾得秦权，故其书室名曰“宝权室”。湖南长沙人。王竞（1882-1960），字啸蘇，以字行。湖南长沙人。年五十始游京师，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文章经吕芳文、周亚平二先生辑录、整理、注解，遵照徐黻本先生建议，以《馀习庵九嶷归棹诗札手迹》为题，予以刊布。     

吴佩孚对“民族大义”的坚守

一、前言吴佩孚的人生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吴氏的一生是与近代清末民国的历史相重叠的,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的人生是多元多变的,他曾是一代枭雄,在跌宕起伏的北洋时代一度崇尚武力,数度驰骋沙场,从首战大沽至大战胜奉,几乎每战必参。同时他又出身秀才,知书晓礼,行举有度,是出了名的“儒将”;他站位直系,为主效命,曾经配合曹银残酷镇压过工人罢工,但在五四时期的学生与军阀对峙中他又选站在军阀的对立面,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反对签约;他不仅反对把中国固有之领土——青岛,割占给日本,同时他又反对同室操戈,主张一致对外;他一生戎马倥偬,为了其崇尚的“武力统一”,不惜穷兵黩武,对中华家园有过深深的侵害;但在“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主要矛盾的背景下,他又爱国不渝,一再拒绝日伪的诱降。     

浅谈民国时期中学课外活动

当人们意识到书本知识并不能带来学生的全面发展时,寻求其他方式促进学生的发展成为理所当然。而课外活动就是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式之一。课外活动在民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它的概念如何,种类是否丰富,又有哪些应注意的原则,本文在这三方面给予关注。     

明信片见证民国革命青年爱情

正2012年夏季的一天,作者从作家冯亦同先生处得知: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女士保存有10张近80年前的明信片,是从她母亲周俟松那里传承而来的。为此,我拜访了许燕吉,她说,"原先是司晓南一直珍藏着,直到离世。它见证了一对革命青年没有结果的爱情。雁过留影,悲壮与美好,总算是一段往事!"明信片,是监狱唯一的可以飞出的燕子。1930年代从南京江东门的民国中央军人监狱陆续飞出     

清末民营出版机构的学校教材编辑活动——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学制"制定以后,为了满足废科举,兴学堂,以及课程计划实施的需要,民营出版机构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于编辑出版学校教材的活动中。其中,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各民营出版机构在短期内推出了一系列内容新颖、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的学校教材,共同推进了清末学校教材的历史进程,也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民国谁才真正有范儿

<正>高考后的吐槽时间,我在网上读到一篇《穿越回民国,你还能考上大学吗?》的文章,意思是民国的大学不容易上。为什么不容易上,这篇文章说的是,那时上大学,同样要经过补习、题海,理科还用英文出试卷,野鸡大学多。更重要的是费用,各校分别考,考试费用贵。以上世纪20年代来说,每校要3至5银圆的报名费,动辄几十银圆的旅行费;学费北大一年60银圆,清华40银圆,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100银圆;金陵女子大     

从策略到象征:清末法国保教政策的再定位

作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对华外交的基石之一——保教政策,由于法国自身所面临的国内外诸多挑战以及来自中国方面的激烈反抗,开始丧失其原有的重要地位。为扭转颓势,法国方面曾对其进行矫枉过正,但最终仍难免被实际取代之命运。通过对这一保教政策逐渐失势的历史梳理,不仅可以就以往法国保教政策予以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解读,同时也有助于增进有关近代法国对华外交决策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