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弼贵无贱有的本体思维

王弼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本体论思想毫无疑问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王弼是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系统阐发者,正是有赖于他的理性思考和严密论证,“无”的本体地位才得以确立。王弼确立了“无”的本体地位以后,对“有”与“无”的关系也作了详尽的辨析。在他看来,“有”和“无”并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存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状态,而是一种异常固定的、天然而不可改变的关系,这种关系简言之就是“无”为本“有”为末、“无”为体“有”为用。王弼虽然不是体用范畴的首创者,但他已初步形成了体用思维方式即已经自觉地运用体用观点分析问题,这是王弼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是王弼玄学思维达到历史新高峰的标志。     

老庄盛言“自然”吗

长期以来,人皆以为老庄盛言“自然”,然而“自然”一词不仅在老庄很少出现,而且没有名词性的实体涵义,不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而存在。而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是后世皆误以为老庄盛言“自然”的主要原因。     

王弼哲学三部曲

王弼一生著作甚丰,然就其哲学地位来讲,则最主要的著作不外三部:<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释疑>.尽管这三部书的内容互有交又,但是各自的侧重点还是非常鲜明的.具体来说,<老子注>侧重从形而上的"无"的角度立论,重点研究的是"无"的本体地位问题,而<周易注>则是从形而下的"有"的角度立论,重点探讨"无"的实际应用问题.至于<论语释疑>,则是以二者为基础,重点揭示圣人的理想形象问题,同时由于圣人形象的确立也使我们对王弼玄学的最终归属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认识.     

从王弼玄学看陶渊明的思想属性

虽然初看上去陶渊明的圣人观、功业观和仁义观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但是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它们其实与王弼玄学也不矛盾。仅仅以此为据就冒然断定陶渊明的思想深受儒家影响,这样的论证逻辑显然难成立。东晋时期王弼玄学重获青睐,如果结合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把陶渊明的思想归于道家显然更合理。     

论王弼的“自然”哲学观念

王弼哲学的基本范畴是“无”和“有”。“有”必须“由乎”“无”,此之谓“崇本”;“无”则应“因乎”“有”,此之谓“举末”,合起来即是“崇本举末”。“本”与“末”、“无”和“有”如何贯通联结,其关键在于“自然”这一范畴。王弼的“自然”哲学观念对于魏晋玄学、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均具有深刻影响。     

王弼《周易注》版本述略

在<易>学发展史上,王弼的<周易注>及其<周易略例>对后世的义理易学影响是深远的.在其论著的流传过程中,因其影响巨大而版本亦为繁多,本文仅以史志目录等文献梳理提要,明晰王弼<周易注>版本之流播脉络,以清学术之源流.     

王弼“自然”三维义

对王弼“自然”内涵的辨析，历来限于本体论的角度，这自然难以还王弼思想的原貌。释义学意义上的“自然”，在本质上，同于“道”、“无”，构成物的本根；在存在论上，它表现为物性自然，指物生存的自然状态；在方法论上，它显示的是自然而然，指应对、成就物的方法。从三维的角度分辨“自然”的意义，对深化王弼的思想研究和拓展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议题的整个玄学都是一个新的切入口。     

论王弼的玄学思想对魏晋山水审美风尚的影响

王弼的玄学思想时魏晋山水审美风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离开了他的“责无论”哲学，我们对魏晋时期的山水审美思潮以及当时的一系列审美观念就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诠解。山水美的发现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它的成因及蕴含再加研究无疑仍是很有意义的。     

王弼《论语释疑》中的“言意之辨”及其意义

王弼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庄子注》和《周易注》,在这两本著作中,王弼发展和完善了＂言意之辨＂的方法,并建立了玄学的思想体系。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王弼也致力于《论语》这部儒家经典的解读。《论语释疑》现仅有47条佚文,但仍可以把握王弼关于＂言意之辨＂的独特思考,也可以审查其旨于调和儒道的一片苦心。     

美国汉学界《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立足于林理彰的王弼《周易注》译本的考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汉学界的《易经》研究逐渐兴起一股由“经”到“传”的诠释转向,研究者不再致力于翻译和解释《易经》的“真正含义”或“内在含义”,而是转向历代的《易经》注疏。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单数的《易经》诠释定本,而是有多少《易经》注疏,就有多少不同的《易经》版本,并主张以历史的眼光、从注疏者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易经》,这反映出美国汉学界《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苏德凯、艾周思、林理彰、何茂康等人。这一思想史转向是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由“西方中心主义”向“以中国为中心”的范式转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也是对卫-贝译本长期确立的将《易经》视为“智慧之书”的挑战和反叛。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易经》注疏翻译有助于人们认清《易经》的复杂性质,动态地把握中国思想的内涵和特征,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着如何做到对古人学说具备“了解之同情”、翻译时如何区分经典文本自身与注疏者理解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困难和矛盾。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美国《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易经》的海外传播来看,卫-贝译本所代表的民用方向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