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补注》班固伯祖生平考指瑕

班固的伯祖父班斿是历史上罕见的皇室秘书副本的受赐者,王先谦《汉书补注》虽名家名作,但对班斿生平的考证则恐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因为他的核心论据存在许多疏忽,缺少细致考察,因此其结论陷于多种矛盾之中。     

《汉书·艺文志》之敬儒思想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官修史志目录的开山之作,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中班固的敬儒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序文的撰写,以总序和《六艺略》《诸子略》和《诗赋略》的序文为例;在“略”“种”的排序中,班固将《六艺略》置于六略之首,把《易》放在《六艺略》之首,诸子各家中又首推儒家。在序文的撰写和图书的编次中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敬儒倾向,这种倾向既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又有其个人因素。     

垓下故址考辨－与陈要畏同志商榷

本从班固的《汉书》与汉魏时期学对《汉书》的注解、古代其他重要的地理学作对垓下的记述、楚汉两军决战的军事形势、项羽突围的路线，以及关于垓下是否聚落名称、垓下战场的历史遗迹等方面，论证了垓下故址在沛郡Jiao县城北，即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韦集附近，指出了陈可畏同志关于垓下故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北的论断难以成立。     

简论《周易》对《汉书·艺文志》的影响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源于刘向及其子刘歆的《七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中多处引用《周易》,并尊《周易》为五经之原,充分体现了汉初《周易》在学术界及思想界的重要地位,从中还可看出《周易》在汉初已成为儒家立论言说的理论基础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万方之略。     

由"史"字论殷代的"史官"并非史官

"史官"之名,自司马迁、班固开始使用,经刘知几对其从理论上进行规范,而后历代相沿.《周礼》中序官篇、宰夫篇、小史篇中"史"引郑司农注,皆谓史官掌书起草,修史记事,这代表了秦后至今的传统看法.     

《汉书·艺文志·序》"每一书已……录而奏之"再考辨

《汉书·艺文志》班固注及颜师古注是探讨刘向有没有为每一部书都撰写"书录"的重要依据.班注和颜注不因书籍的有关信息较易考知、著者在书籍题名中为全称或者书籍著者为汉人而不做注释等原则和义例,可以证明刘向没有为每一种书籍都撰写"书录",并旁证刘向为《诗赋略》等所撰"书录"较少.进一步考察可知,刘向也没有为《中庸说》等多种书籍撰写"书录".     

《汉书》宣汉思想新探

把宣汉看作班固及《汉书》史学思想的消极面是很难成立的。班固撰史宗旨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故以宣扬刘汉大一统为己任；《汉书》宣扬西汉社会的一统成就，确立了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地位；宣汉并非对西汉帝王及封建统治阶级无原则的颂扬，而是秉笔直书以为政治借鉴，是实录精神和历史借鉴功用的有机结合。     

试论班固与张衡赋的不同趣向

张衡有不少摹拟班固赋的赋作,也有不少创新的赋.班固赋更多地体现了儒家色彩,张衡赋则关注如何协调儒道思想的内容.班固与张衡赋中体现的不同趣向,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也与他们接受的思想有关.     

从汉代经学的演进看汉代辞赋的创作特征——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例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过官方的提倡和士人的响应,经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文化和士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思想及文学创作,且这种影响随着经学的发展演进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分别是汉代初、中、末期的重要辞赋家,他们的辞赋创作分别体现了各自特定时代的经学影响下的不同特征,即在“风格”、“一统意识”、“体物特征”、“谶纬内容”、“讽喻成分”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论汉魏时期咏史诗的发展历程

班固首创咏史诗，开创了以诗叙史的传统；建安诗人确立了咏史诗以史咏怀的传统，使其抒情性得以凸现；正始诗人阮籍则使咏史诗带上了哲理色彩。汉魏时期的咏史诗为左思咏史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