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而用神 方以用智——试析“马班”之异

本文从＂马班＂不同风格的成因及在家学承传、体例编排、情节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论证了＂马班＂无优劣之分,所谓的扬班抑马或扬马抑班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今天应以公允的态度科学地看待两者的差异。     

《白虎通》乐教思想研究

《白虎通》构建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交相感”系统,并将董仲舒等汉儒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打通了天人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正式奠定了汉儒以阴阳五行认识世界的哲学格局。它通过利用“比附”思维,“编织”起一张涵盖形上与形下、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的“大网”。在此体系中,所有的自然现象均被按照某种道德伦理目的进行再次解读,实际打通了天人界限,为“三纲六纪”作出客观论证。人在其本性中便有“五常之性”,即能成善并须成善的先天条件与需要,所以君王必须“以纲纪为化”,建立国家礼乐教化体系,以帮助人们克服情感中的不良欲望。它认为形下的五声是形上的五行表现于声之结果,五种音阶与五行存在一一对应的“比附”关系。同时,它们又是阴阳二气处于不同活动状态的显现,故又对应人间王朝的德行盛衰。所以,人的情感并不是音乐得以产生的本质原因,其根本是阴阳五行之气。乐教由此获得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强制地位。     

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读《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

陈其泰先生《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一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详细梳理了班固的创作历程与史学成就,并清晰展现了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史书体例、撰述方法和史学精神三个层面。首先,班固立足于《史记》纪传体体例,断汉为史,取消“世家”,形成了以纪、表、志、传为核心的纪传体断代史格局;其次,班固依靠皇室藏书与内府档案,继承司马迁穷搜冥讨的撰述方法,广泛收集了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料;最后,班固延续了司马迁重人事而远鬼神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深刻揭露帝王沉湎鬼神迷信的同时,也严厉抨击了西汉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     

论司马迁和班固之孰优──《史记》、《汉书》同篇目比照评述

《史记》、《汉书》被誉为古今文史两大书。该文通过对两书同篇目的比照,从作者所处时代、各自经历、思想崇尚、史观笔法及文章风格五个方面深入研究、分析,从中揭示出两者之孰优。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论班固自写家史不能反映其家族谱系与文化原貌

班固自写家族史是以他本人为起点上溯的男性直系血脉为主干,只有该主线上的人方可贤愚无遗地入传;诸旁系往往弃却,个别插载者则需达到别的入史标准。但诸入史标准一般不含文化、作品等内容,故往往遗漏这方面的人与信息。     

马班夷夏观异同探究

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有异有同。在＂夷夏之辨＂问题上,马班都有＂别夷夏＂的观念,都以华夏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强调＂德化四夷＂,但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而班固反之。在＂夷夏一统＂问题上,马班都主张夷夏一统,坚信各民族出于一元,主张各民族间应该和平相处,但在实现一统的策略上,司马迁倾向和亲、盟约,而班固则主张以羁縻之道应对。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造就了马班夷夏观之同,马班夷夏观之异则与两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迁以及史家个人思想的差异息息相关。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书>>的政治目的

《五行志》作为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 ,在《汉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刘向《洪范·五行传》不同 ,《五行志》只记灾异不言祥瑞 ;从它选择的史事、依据的理论渊源以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看 ,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