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粪换粮记

1971年冬天,我刚满11岁。我家是个大家庭,那时,上有太奶奶和爷爷、奶奶,下有哥哥、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全家9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母亲是妇女劳力,只记半个工。每年秋天,我们家都因工分少,领不到吃一年的粮食。     

交学费的故事

<正>上学交学费,似乎自古有之,就像四季轮回一样自然。在《论语》里就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记载。我是1980年秋季开始上小学的。那时候我们鲁西南的农村还比较穷,虽然在农村上小学的费用很低,但因为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每年都是生产队里有名的"缺粮户",加上家里兄妹四个都上学,所以交学费的     

父亲也很脆弱

父亲两岁的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五岁时,父亲为了向我爷爷要五分钱买糖吃,被爷爷追打绕着柴草垛转了好多圈。十五岁的时候,爷爷也撒手西去,父亲就此成了孤儿。成了孤儿的父亲性格中倔强的成分就多了起来,他怕别人瞧不起他。其     

黄能定:偏远大山中的“独唱”

正距离安化县城130公里的大福镇益溪村里,山坡上有一栋近百年的破败木屋。每个上学日早上6点多钟,黄能定走出家门,到600米外的益溪村小开始"独唱",直到下午4点多钟,送走最后一个"听众",才饿着肚子回家。高中毕业的黄能定,当过粮站临时工、生产队长。1979年,驻村干部要黄能定到村小教书。"当时我不愿意,怕没经验教不好,耽误了孩子。"最终服从安排的黄能定,从此一个人撑起了村小。即便几年后读     

常常想起范老师

我上小学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范老师。那时的村办小学设在生产队的一个场院里。不知为什么,当时并没有正式上课,就记得老师坐在讲台上,我们坐在小凳子上不停地念书。那天,一位男老师坐在讲台上,埋头用蘸水笔写字,小学生们念书念烦了,纷纷从地上捡东西交给老师,我也不甘落后,从地上捡了一截石笔,跑上讲台交给老师,不曾想,一下把老师的墨水瓶给碰倒了,墨水洒到教桌上,我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男老师一点都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抬头微微一笑,说“:不要紧。”然后把墨水擦干净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上了学还没有开始上课,学校就放假了,而且放了很…     

母亲

母亲今年年近七十．干了一辈子农活．母亲年轻时在生产队里提篓撒种．扬场上垛．样样活路拿的起来放的下．是大伙公认的多面手，那时去菜园子干活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园头挑人，母亲每次都被挑中．为此不少人有意见．园头总是一瞪眼．你们谁能和她比．她又勤快、又不嘴谗，园头的话吓得失伙不敢再出声。     

母亲的善心

母亲七十有二,佝偻的身子像当年外婆的样子,还在操劳着我们晚辈的工作和生活。前些日子,为孙女的婚姻,也担心不少心血,伤情的样子,感觉苍老好多。我也想说服母亲,老了,不要再为我们的事情操劳和牵挂,我们已经成熟了,有些事会慢慢处理好。叫母亲开心一点。她也说家事不和睦,怎么开心啊。我母亲的一辈子,都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全靠她的善心来感化我们成长过程。我父亲平时的语言很少,但持家的爱始终围绕在孩子身边,把一个家庭关心好,爱护好,让我们姐弟三个,在和睦家庭     

那难以忘怀的第一次进京

刚吃上白面馍没几天,外公外婆两位76岁的老人在一年之内先后离去。送走他们,我们欠了债,生产队解体时我们分到了土地和一些农具,也分到了600多元的债务,合计共欠债两个多元,压得我们头大。我一边上班,一边照看两个孩子,史夫种地,农闲就去集市摆摊卖布。我的工资每月43元,他卖布也赚不来几个钱。日子紧巴巴的,我们实在不堪重负。     

关于“菜农不吃商品粮”

1969年11月19日,《文汇报》头版在毛主席语录“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引下,发表了长篇报道《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和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正式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宁愿多收一百斤粮,不要多赚一百元钱”等口号。接着．12月1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文章《菜农不吃商品粮!》。直接将该口号推向全国．以致产生了“棉农不吃商品粮”、“果农不吃商品粮”、“林农不吃商品粮”、“茶农不吃商品粮”等连锁反应。     

生产队

生产队．这个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农村最低一级的生产组织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铺开,旱在80年代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作为一种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生产队始终是中国农民难以磨灭的记忆．生产队的故事也就总也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