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突发的利空事件?

如果投资者长期参与股票市场,突发利空事件是必然会遇到的,地缘政治冲突、突发疫情、外围市场波动、监管政策等等,短期都会对市场形成大的冲击,那么应该如何应对突发利空事件呢?有些利空事件是对整个股票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比如上调印花税、处理伞形信托融资等。有些是产生行业性的影响,比如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对教育培训的监管、对P2P行业的监管等。     

SWOT分析模式下的高中写作教学探析

SWOT分析模式主要是一种进行自我分析的方式,共包含四个方面:strength(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y(机遇)、threat(挑战)。它利用独特的矩形方阵式分析思路,将许多问题细化,使分析者更容易洞见被分析对象的实际情况。应用SWOT分析模式分析高中写作教学的现状,能够很好地帮助教师与学生轻松地达成写作目标。     

数字服务监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中国的相对分工地位?——基于DSTRI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数字时代的经济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数字治理和监管层面存在分歧.本文将亚洲银行ADB数据库与OECD数字DSTRI监管数据库匹配,得出2014-2017年中国与39个伙伴国共14个制造业分类的双边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数字服务监管异质性对中国相对GVC分工地位影响.研究发现:(1)双边数字服务...     

平台经济下刷单炒信行政监管的挑战与应对

指出了电子商务平台经济下刷单炒信行政监管面临的挑战,阐述了平台经济下完善刷单炒信行政监管的必要性,提出了要转变监管思路,充分运用非政府主体的优势以及完善行政监管与非政府主体治理相结合的协同监管模式等在平台经济下刷单炒信行政监管的有效措施.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质量回归问题研究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重要力量,是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和培养区域经济建设人才的重要保障。然而,近二十年来,其人才培养质量广受质疑,质量回归已成为学界和社会的迫切期待。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要实现质量回归,面临其重要地位被忽视、生源文化素质不高和教育行政监管乏力等问题。为此,应采取切实举措以有效落实成人高等教育地位,重拾办学的严肃性;改革现有招生制度和教学计划,保证生源的基本文化素质和课程的学习质量;加强教育行政监管和执法力度,促使教育教学扎扎实实、有条不紊地开展。     

基于1+X证书制度的培训评价组织培育问题与对策探讨

培训评价组织是1+X证书制度的主要建设者,是职业教育与社会培训融合的具体推动者,是实施职业教育评价的第三方组织,是职业教育改革中的新型组织形态。推进1+X证书制度顺利实施,具体实践培训评价组织存在拥有“多重身份”、承担“多重职责”、面临“多重对接”三大关键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培训评价组织的培育路径及对策：完善培训评价组织培育的监管体系、构建培训评价组织的标准化管理机制、营造培训评价组织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新西兰早期教育计划的教育监管及其启示

新西兰教育部自2020年11月开始对早期教育计划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新西兰早期教育计划教育监管包含明确监管机构以及评估审查职责范围、增订职业标准、优化早期教育者资质与服务监管、突出机构负责人的工作职能等内容,并呈现出调整服务机构监管、增设机构负责人职能、提高教师聘用标准等发展走向。结合新西兰早期教育计划教育监管的特点、主要内容和发展走向,以期为我国托育发展的规划、职能监管、教师队伍以及职能角色参与提供借鉴和启示。     

区域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测度分析:产学研三方协同视角

在当前我国大力推动“双创”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探索从科研评价-“双创”生态-新业态监管视角研究提高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问题,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从科研评价、“双创”生态与新业态监管3个角度构建科技创新治理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各省份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进行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结果表明：31个省份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仍存在不足;各省份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西部的增速低于东、中部,中部则低于东部;分区域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强弱依次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差异显著,并随时间推移逐渐加剧。针对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现状,从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优化“双创”生态环境、强化新业态监管体制三方面提出加速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提高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加强多元创新主体合作等建议。     

论颠覆性技术对规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颠覆性技术能够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科技制高点,是关乎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关键,但也产生新的风险,并带来创新异化、规制崩溃、过度遵从、信息赤字等挑战。目前中国对颠覆性技术在宏观上采取多种类激励型制度安排促进其发展,中观上尝试展开风险预防导向的立法,但微观上以约谈为措施的规制行动无法有效预判颠覆性技术的风险,亟待与之适应的规制体系。应对颠覆性技术挑战,中国应当贯彻包容审慎监管理念、搭建公私主体合作规制、主动推进规制时序演进,进而依据问题、规制任务将颠覆性技术规制划分早期阶段、实验阶段、准立法阶段、正式立法阶段,并在每个阶段适用特性各异的规制工具,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保障颠覆性技术的健康发展。